中国跨境风电项目的建设模式、梯度转移及减排潜力研究——以中巴经济走廊优先项目为例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中的风电项目建设已经初现规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建设中,风电优先项目涉及的项目金额约为6.47亿元,运营期累计发电量可以达到近180亿千瓦时,可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0兆吨。伴随跨境风电项目的梯度转移,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并网取决于东道国的政策制度安排、建设运营模式、设备供应体系以及电价收购协议等。本研究有助于协助沿线国家完善能源政策制度、加快清洁电力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碳减排承诺,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广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制度与文化对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影响——以蒙内铁路为例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的重点,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铁路项目具有“自然垄断”、投资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其建设对运营制度与文化的依赖性强,属于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因此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培育,即通过制度保障、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来保障项目的成功运营。蒙内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从而为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现状及中乌合作建议

乌兹别克斯坦是位于中亚腹地的“双内陆国”,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框架内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需要,利用文献、数据等分析法,从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沼气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国家发展规划、优惠激励措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投资项目等角度,对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情况和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良好的可再生资源条件,未来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也将逐渐提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接连出台有关政策,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以期实现能源多样化。中乌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合作空间巨大,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绿色经济和开展低碳能源合作领域将大有作为。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中国风电减排CO2的成本测算及其时空分异

以风电并网利用为主的风能资源快速开发和利用已产生了显著的能源替代、CO₂减排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等良性效应,开展中国风电减排CO₂成本测算及其时空分异的探究对于准确认识风能在能源系统中地位、明确风电发展方向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具有重要作用。在明确风电电价测算方法和构建风电减排CO₂成本测算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中国典型风电项目技术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通过学习曲线模型分析,测算了不同风能等级区、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的中国风电减排CO₂成本。结果表明,在当前水平下,中国在风能极丰富区、丰富区、较丰富区、一般区、贫乏区风电减排CO₂的成本分别为120元/t、182元/t、243元/t、367元/t、737元/t;不同省份减排成本差异很大,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783元/t和39元/t,且呈现出沿海省份减排成本低于内陆省份,减排成本空间分布与风能资源存在一定错位的现象。在2008~2050年期间,中国风电减排CO₂成本呈持续下降趋势,预计在2020年风电开始具备与常规火电竞争的能力。     

The Great Australian Wind Rush and the Devaluation of Landscape Amenity

Up until very recently--and in marked contrast to such countries as Spain, Denmark and Germany--Australia generated hardly any electricity from the wind. Driven largely by the mandatory targets embodied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Electricity) Act 2000 (Commonwealth) this situation is now changing. Australia has several operational small- to medium-sized wind energy power stations in Western Australia, Victoria, New South Wales and Queensland. But--in the face of often strong local opposition--the Australi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is kee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such projects. This paper outlines recent overseas developments in wind energy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dilemmas posed by this form of electricity production.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a highly controversial wind energy proposal in south-western Victoria, the Portland Wind Energy Project (PWEP). The argument presented is that wind is only one of a number of possible renewable energy options, that coastal landscapes are an 'endangered species', and that it is time for geographers to revisit methodologies concerned with evaluating landscape beauty and debating the place of landscape values within the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     

中国与全球能源网络的互动逻辑与格局转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研究——以中老铁路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项目投资的广度、深度及力度都在不断拓展。凑组理论将所有事物视为复杂关系的动态演变,因而从发展过程及成员关系的角度探究不同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能解构项目凑组中的复杂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对于提高项目的风险规避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凑组理论,本文构建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凑组的理论框架,并以中老铁路为例解析凑组模式。研究表明：① 海外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等价值关联进行凑组,因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采用“以一带多,核心集聚”的方式。② 海外投资项目的类型和领域越多样越广泛,项目凑组越完整越稳定。③ 凑组所形成的空间形态取决于项目的空间分布与项目间的价值关系,中老铁路表现为“走廊”式空间形态。④ 中老铁路具备形成项目凑组的条件,但后期技术需求的不确定及相关产业下游项目投资的缺乏,使中老铁路建设带来的延伸市场缺乏项目支撑。     

MORALITY,SPACE, AND THE POWER OF WIND‐ENERGY LANDSCAPES

ABSTRACT. Most of us have not known—or cared—where our electricity comes from. Our attitude is changing, however, as we turn toward wind energy, now the fastest‐growing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in the world. Because we cannot extract and transport the raw energy of the wind, reaping its many environmental benefits requires that we cope with the landscape presence of its development wherever it occurs. Sometimes this interferes with the value of open space, and sometimes it may be close to subdivisions. It is the immobility and very visibility of wind power that makes its presence unavoidable. In that regard it cannot be hidden underground, stored in tanks, or moved by trains. It is an energy resource that reminds us that our electricity comes from somewhere. The more we wish to tap the power of the wind, the less we will be able to avoid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our demand for energy brings. This necessary bargain, first evident near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is now being experienced wherever wind power is being developed.     

低碳转型下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碳风险传导解析：基于隐含碳关联网络视角

高耗能行业作为中国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结合各行业/部门上下游关联,本文力求构建中国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高耗能行业的碳风险传导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从2007年的50.45亿t增长至2017年的74.27亿t,占比从77%增长至80%。②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的上下游隐含碳转移效率相对较高,而电力生产供应业、非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加工业则相对较低。③ 随着高耗能与其上下游行业的关联增强,隐含碳排放占比逐层降低,碳风险传导路径各有不同。④ 电力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制品业等的单位增加值减少量对应的碳排放削减量较高,减排效率较其他行业更为显著。本研究通过构建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碳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及路径,力求为中国高耗能行业的可持续低碳转型及潜在风险规避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层面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更有赖于省区层面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本文估算了全国30 个省区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的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0 年,中国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从4.16 Gt 增加到11.29Gt,年均增长率为7.15%,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1.7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② 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 指数呈波动型增长,说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同时,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③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④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低碳城市化道路,以及实行节能减排省区联动策略是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A Sustainable U.S. Energy Plan

This report gives guidance on what could be done to overcome the political stalemate that has long blocked the creation of a sustainable energy plan, leaving the United States vulnerable to oil imports while emitting large amounts of greenhouse gases. An overall energy policy is suggested for use by political leaders, along with specific goals on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is report proposes a timetable by which the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should be accomplished. Converting these political goals into a cost-effective energy plan that would continue to get long-term political support would be the task of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A generic process is described which applies to all future energy systems and would give guidance to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on how to create a mix of energy sources and conservation. This generic process is then tested on three possible energy futures. One energy future proposes that all of our electricity should come from renewable sources within 10 years. It is shown to be inadequate and would exacerbate environmental risks. The second possible energy future adds far more nuclear energy and coal plants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to the above renewable-only proposal. This second plan w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the all-renewable energy proposal, but does not address how transportation might be accomplished in the future. Converting coal to liquid fuels is identified as the major means to produce liquid fuels, as long as non-carbon dioxide emitting sources of process heat/hydrogen are employed in this coal conversion process. The third proposal, called an Energy Family approach, places first emphasis on conservation and then creates a mix of energy sources, renewable, nuclear, coal, natural gas, and some oil that could meet all the energy demands of a modern society, while staying within environment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limits. This third approach appears to be most likely to get continuing support. There can b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rough “Second Generation” conservation, which extracts much more energy from our existing electrical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system. Coal would have to undergo a major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ing electricity to producing liquid fuels for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pace heating and cooling would be far more electrified. Nuclear power would have to be expanded to replace many of the phased out coal plants,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transportation, and to supply high-temperature process heat and hydrogen. Long-term programs need to be put in place to assure nuclear power’s continuing contribution. Finally, energy storage is a component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but is essential. It could overcome fundamental renewable energy difficulties of variabi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ind power to create electrical grid instabilities. It is shown that an Energy Family approach c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Black gold to green gold: regional energy policy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coal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nergy production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as concerns about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risen. In the UK changes in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privatisation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is means that decisions on how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electricity-generating sector should no longer be solely a national policy decis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ought to explore how renewable energy may develop under multi-level governance, but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a traditional fossil fuel source, coal, which is still an important means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al is the most abundant fossil fuel and advocates argue that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iques could make coal 'clean', paving the way for a long-term, secure and low emission way to produce ener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Yorkshire and Humber Region, which has had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oal mining and looks a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s the region seeks to develop a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and an energy strategy within the new reg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gional networks developed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re influenced by existing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and alliances. The region as a territorial structure becomes a useful device in promoting national pri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