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现状及中乌合作建议

乌兹别克斯坦是位于中亚腹地的“双内陆国”,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框架内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需要,利用文献、数据等分析法,从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沼气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国家发展规划、优惠激励措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投资项目等角度,对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情况和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良好的可再生资源条件,未来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也将逐渐提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接连出台有关政策,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以期实现能源多样化。中乌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合作空间巨大,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绿色经济和开展低碳能源合作领域将大有作为。     

国际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特征及替代关系研究：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经济全球化变革下的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角色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为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论文通过梳理、评述能源—经济、能源—环境以及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文献发现：① 能源—经济关系研究出现“空间转向”趋势,区位特征被用于解释能源—经济关系的空间异质性;② 能源—环境关系研究多关注能源污染及政策的空间效应,出现了能源景观研究等新研究话题;③ 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刚刚兴起,出现了因果关系实证、耦合协调度评价、多目标规划预测3种研究思路;④ 当前研究存在实证分析高度同质化、空间差异机制解释不足、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据此,论文尝试构建了空间视角下能源—经济—环境(3E)关系研究基础框架,并基于中国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即完善理论框架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研究以及开展碳减排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拟预测,从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权力研究

围绕油气资源的权力博弈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权力争夺,但不同时代的能源权力的属性有所不同,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内涵也有所不同。论文在系统梳理能源地缘政治基础上,提出了能源权力的概念,并从地缘政治格局、能源安全观、能源网络和全球能源治理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研究认为：① 以能源分布、产销空间变化及其规律性总结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油气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是能源权力产生的最直接因素。② 从石油危机时代到未来新能源时代,能源安全观的不同是影响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权力变化的重要因素。③ 能源的商品属性和地缘属性决定了能源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其空间的流动与国际政治关系密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得油气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贸易控制和通道控制对能源权力重构产生重要影响。④ 全球能源权力巨变和复杂错综的能源权力网络将引发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秩序。权力的主体从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能源网络中利益共同体,能源治理的主题从一国之利益走向了全球能源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展望未来,如何在理论上建构新时代的能源权力的理论体系,深化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等因素影响下的世界能源权力的演变、地理空间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秩序的重构及其效应、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模式等研究,对科学认知和研判世界能源形势与能源战略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能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性命题。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地理及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不同阶段的能源内涵、属性及地缘政治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能源地缘政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本文对比了不同阶段能源的地缘政治特征,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历程。研究认为：全球能源转型将加剧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改变传统能源安全主导的地缘安全与冲突关系,改变不同国家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重塑传统油气时代所形成的国家能源关系,同时也将凸显新能源技术和关键稀缺材料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影响,并引发新的能源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发现虽然各学科的学者对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进行了广泛关注,但是当前关于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理论框架、技术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展望未来,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亟待加强学科理论研究,推动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科学计量研究转向,加强服务学科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重大决策的应用研究,探究能源转型对传统能源地缘政治重构的地理效应、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同时要紧密结合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全球能源治理等国际学术前沿来开展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以丰富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视角。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运与全球能源安全

2018年6月美国针对伊朗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石油禁运政策,要求所有国家于11月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否则相关国家和企业都将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并无意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当前,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等世界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已经做出回应,除中国明确拒绝美国的单边制裁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外,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都大量削减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生产国也承诺通过石油增产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势必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改变全球石油政治格局以及相关利益方的石油权益。这些方面会涉及到全球油价的波动、不同国家的石油安全与应对政策、世界能源贸易稳定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等。长期关注能源地缘政治的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观点,专家们认为美国此举是战略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对将会引起世界石油短缺及油价波动,甚至可能导致OPEC减产协议崩溃,改变世界主要进口国的进口规模以及来源结构,但对世界石油市场的长期影响有限。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3条生存路径,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伊朗或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此举目前可能性不大。伊朗石油禁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伊朗保持正常的石油贸易是双赢的选择,但需要谨慎对待由此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的风险,提升能源安全应对的措施。期待各方观点对伊朗石油禁运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的解析,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借鉴。     

Energy globalization of China: Trade,investment, and embedded energy flow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ing from the oil and gas era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er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核算及全球环境压力

因区域间贸易而转移的碳排放对于全球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碳排放核算及其减排责任划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和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本文核算了全球39个主要国家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全球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从以净流出为主的中国和俄罗斯来看,尽管贸易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但随之会产生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于美国和欧盟等地区来说,这些国家或者地区通过全球贸易规避了大量的碳减排责任。此外,在全球贸易中,区域净流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越小,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的区域碳排放量就越大,故而在全球减排目标分配中承担的减排任务也需相应地增加。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净流出量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亚洲和东欧等地,而净流出量最小的地区主要是以西欧和北美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为主。其次,就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下的全球环境压力而言,人口因素和富裕程度是导致全球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逐渐提高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缓解全球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综述

通过总结最近国际上关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展,指出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于领土范围的CO2排放统计方法极易歪曲一国CO2排放的真实情况,不仅会引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碳泄漏＂现象的发生,也会间接地导致全球CO2排放的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较高的能耗水平,事实上为国外,尤其为发达国家排放了数量巨大的CO2。中国不是其碳排放的唯一责任方。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CO2排放的影响应被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继续承担主导作用,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的转让和财政支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外,还应加强对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以可靠有利的数据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分析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域辽阔,土地、森林、水、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有色金属矿藏,种类配套齐全,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地缘、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资源开发、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国际背景和有利条件。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原料出口,向主要经济合作伙伴推销资源产品,并很快引起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重视。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在土地、电力、建材、机械、畜牧业、信息、交通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及其辐射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待开发的领域空白点较多,特别是里海、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是21世纪全球最具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而能源勘探与开采领域则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发展合作的领域。但是,中亚国家的原料型经济倾向,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足,生产和社会基础薄弱,这些问题都阻碍着中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靠进口。这是我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加工业优势的有利条件。所以,资源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对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展望21世纪的俄罗斯、中亚五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资源状况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等,对区域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进行了分析,对共同面对的问题,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及合作前景,都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