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潮汐性旅游流研究：概念框架与研究思路

旅游流是一种重要的旅游现象,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整体呈现出尺度多元、案例话题多样、大数据与精细化并重的研究态势,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技术方法层面或是基于案例话题层面的创新,误将旅游流视作了最终的科学问题与研究目标,旅游流基础理论研究亟待重新认识、强化和丰富。“黄金周”假日旅游流是一种受时间、空间、信息等多项条件制约的、特殊的短时高强度旅游流,休假时间的集中化促使部分景区客流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发过度旅游,旅游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应对和有效缓解“黄金周”带来的井喷效应、推进假日旅游的持续健康规范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论文以拥有品牌知名度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强吸引力旅游景区的假日旅游流潮汐涨落与进退现象为立论依据,对比自然界海洋潮汐现象,推演旅游流的潮汐运动理论,并从流动特性、空间过程、系统动力、尺度效应、能量特征、数字模拟等角度构建了潮汐性旅游流研究的系统体系结构。通过将复杂的假日旅游流流动现象提炼为精简的理论解释,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季节性研究瓶颈,有益于丰富和充实中国旅游流研究的基础理论,并为旅游景区的“黄金周”假日旅游流管理实践提供现实指导。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间的协调发展是科学调控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基于地租理论的微观区位决策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宏观动态交互理论基础上,回顾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发展过程及不同依据下的分类特征,对空间相互作用和重力模型理论模型、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随机效用和离散选择模型和基于行为的微观模型4类一体化模型的优劣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分析表明,具有合理理论基础、科学数据处理方法、较高模型精度和政策评估适用性的一体化模型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趋向微观化、综合化和简约化,而国内一体化模型发展相对滞后,要求模型理论与综合实证开发的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在新数据、新交通技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将从“空间”模型向“时空间”模型转变;从“宏观”集计模型向“微观”行为模型转变;从“交通-土地”模型向“综合系统”模型转变;从“样本数据”模型向“大数据”模型转变;从“交通规划”应用向“国土空间规划”应用转变。旨在对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一般结构、原理类型、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以推进一体化模型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理解地理“耦合”实现地理“集成”

“耦合”作为物理学的经典概念,为许多学科提供了一套阐述多主体相互作用的思路和方法。“集成”不是来自特定学科,但因其高度的概括能力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地球科学是应用这两个概念最多的学科之一。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使用耦合概念时,不同地理分支具有不同的理解,为此,地理学者有必要明确界定不同学科、不同情景下耦合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探索陆地表层格局、过程和机制。首先,从地理要素耦合、地理空间耦合、地理界面耦合、地理空间尺度耦合、地理关系耦合、地理耦合解译六个方面,对地理耦合的内涵进行全面解析和界定,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实践案例。其次,从地理学的视角认识理解集成,并以“黑河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的地理实践为例,介绍实现地理集成的基本路径。最后,提出理解地理“耦合”与实现地理“集成”之间的联系。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乡村振兴视阈下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动逻辑与双轮驱动机制

冰雪旅游是冰雪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集合,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冰雪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提升与文化传承之间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达成与旅游场域下乡村冰雪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以空间范式为轴心的冰雪旅游研究十分有必要。以理论推演和模型构建为方法,依次分析冰雪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与文化资本实践的双轮驱动机制、解构在双轮驱动之下冰雪旅游地的空间体系、论述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联动逻辑,结果发现：乡村冰雪旅游地空间是动静结合、虚实共存的多维体系,在双轮驱动下重构为地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双层空间结构,以及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旅游空间的四维空间网络,各层子空间彼此交互联动。从空间体系出发的乡村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文化资本实践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深化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社区协调、通过空间联动优化乡村冰雪旅游规划。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划分研究

城市边缘区乡村多元价值凸显,迫切需以乡村多功能理论为指导划分“三生”空间,以空间重构促进转型发展。论文首先从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方面评价城市边缘区多功能时空变化;其次进行图斑尺度“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两者共同得到基于乡村多功能的“三生”空间适宜性;最后据此设计算法划分“三生”空间。研究发现：① 城市边缘区乡村休闲娱乐、观光农业等功能显现,需要重构多功能空间促进转型发展;②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乡村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主要分布在与中心城区较近地区,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远郊外围,生态功能则表现出高度空间异质性,农业、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在提升,而生态功能则普遍下降;③ 县域“三生”空间划定需多尺度联合,既要考虑乡镇尺度多功能差异,还要体现图斑尺度适宜性,才能为空间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提出的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三生”空间划分可为即将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数理视角的空间界面存在性研究——以河南省城乡界面为例

空间界面理论已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但其理论架构还不完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空间界面确实存在"这一经验判断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其存在性还缺乏理论验证。在提炼空间界面唯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空间界面的数理模型,并以城乡界面为例,以空间为内生变量,空间中的元素如经济、社会、文化等为外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以河南省108个县域为空间单元,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建构了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函数,并进行了数理推导与求解。研究表明,城市函数与乡村函数存在着交集,且其交集为无穷多个点组成的域面,即存在一个城市与乡村系统空间及其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独立系统,进而从理论上证明"城乡界面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