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中国与全球能源网络的互动逻辑与格局转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基于EBA模型的中国碳排放稳健性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极值边界分析（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BA）模型,拓展了Kaya恒等式,利用中国30个省际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省际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客运量等6个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碳产业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清洁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倡低碳生活,提倡低碳生活方式。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网络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汽车制造业集群网络为例

“全球集群网络”理论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新兴主题,是在产业集群研究方向上对“网络外部性”进行探讨。本文构建了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影响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和供应链合作数据,描绘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集群之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和供应链合作网络,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和对比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对企业TFP产生异质性的作用。对于具有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所在的产业集群与其他集群的供应链合作有助于增加企业TFP;对于缺少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TFP的增加主要得益于集群内部密集的供应链合作引发的集聚外部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TFP的影响是源于“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即集群间的供应链合作能够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匹配效率,从而提高企业TFP。研究结论丰富了全球集群网络的理论框架,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中国能源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减排对策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广泛应用,能源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渐成为其主要的人为排放源,能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进行能源活动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已经成为涉及环境、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全球性科学问题。文章对中国能源开发利用现状和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能源排放源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温室气体减排与能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双赢",实现"发展型减排"的有效途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跨境风电项目的建设模式、梯度转移及减排潜力研究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中的风电项目建设已经初现规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建设中,风电优先项目涉及的项目金额约为6.47亿元,运营期累计发电量可以达到近180亿千瓦时,可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0兆吨。伴随跨境风电项目的梯度转移,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并网取决于东道国的政策制度安排、建设运营模式、设备供应体系以及电价收购协议等。本研究有助于协助沿线国家完善能源政策制度、加快清洁电力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碳减排承诺,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广提供借鉴。     

A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tential Foreign Cooperation on Grain from Geographical View

Further utilization of glob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pace ar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mote a new level of China’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domestic food consumption.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global potential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national grain self-sufficiency. Based on the two-above measures, the authors made a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foreig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countries and depic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grain trades of those countries with China. The grain exporters include Australi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target countries for “going abroad” of Chinese grain enterpris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northern Latin America.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China’s policy of cooperation on grain should be shifted to non-traditional partners alongsi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 Specifically, China could expand grain imports from Russia, Kazakhstan, Ukraine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direction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should shift to Sub-Sahara Africa.     

实施东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驻马店地区为例

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是国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在总结、评价、分析驻马店地区成功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东西合作的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哈萨克斯坦能源效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哈萨克斯坦1992-2013年能源相关数据,分析该国近年来能源利用效率变动的基本情况,并与我国做出了比较;借助模型工具,选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价格、能源消费结构四因素探讨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模型进一步从动态视角审视能源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表明:(1) 1992-2013年哈萨克斯坦能源效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2013年达到0.597 t标准煤·(10⁴元)^-1,高于2013年我国的能源效率水平0.701 t标准煤·(10⁴元)^-1,且两国都处于能源效率低水平的国家行列。(2)从长期来看,哈萨克斯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价格每降低1%,能源效率则会分别提高3.17%、1.85%、1.26%,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影响最大,而技术进步每提高1%,则能源效率将提高0.25%。(3)哈萨克斯坦能源消费结构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冲击效应呈倒U型分布,分别是缘于边际递减效应与技术自身滞后性及回弹效应,且方差分解表明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贡献最大。哈萨克斯坦能源效率变动趋势与我国有类似规律,说明在能源价格改革和能源结构调整领域内,我国与哈萨克斯坦有共同的难题,有进一步合作的需要,这些结论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国家能源合作领域开辟新空间,为今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能源领域合作提供研究基础。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Green Growth in the East of Russia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REB) opens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Russia in general, and its Eastern regions in particular, via larger-scale and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eastern regions of Russia,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have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resource extr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REB,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Eastern Russia come to the fore. Here, we propose tools for ‘diagnosis’ if a chosen path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ed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a green economy. We use different indicators based on eco-intensity. We determine ecolog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Eastern border regions of Russia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ormation to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guideline for development processes within the SREB. If cooperation is directed to implementing the best Chinese production chain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 will be achieve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should devote their efforts to top-level planning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region. This will require a precise assessment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e along the B&R. With a view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long the B&R, combi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objectives contain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is study uses stat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rend prediction to predi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R up until 2030,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long the B&R are not promising, and meeting the future food security needs of the region will be difficult. Only by adopting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planning can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by 2030 be achieved in this region. Therefore, countries along the B&R should formul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latform, setting up special funds, and innovating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de, so a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region.     

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旅游资源与 入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特征与差异

利用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旅游流质指数、空间一致性系数和二维矩阵等方法,定量比较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8个主要国家旅游资源丰度,入境旅游发展质量,以及旅游资源分布与入境旅游发展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与差异。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旅游资源数量与质量差异显著,正形成两极分化突出的格局,中西欧国家最优,中亚国家最弱,入境旅游发展质量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旅游资源资源分布与入境旅游发展质量,呈现较明显的弱协调性,旅游资源集聚具有较明显的国际旅游导向性,两者发生错位的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空间一致性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亚洲相对较好,中西欧次之,东欧最弱。为推进沿线国际旅游合作,提出如下建议：坚定“互联互通、平等包容和合作共赢”发展理念,成立国际旅游合作联盟,督促与落实相关战略部署与重点项目;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建立共享机制,提高国家间旅游合作一体化水平和协同发展程度;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界级旅游线路与旅游资源品牌,着力提升国际旅游发展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