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北京市的调查研究

剖析北京“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在针对“新鸟”进笼“老鸟”去哪问题,“老笼”空间结构合理优化问题,“老鸟”涅槃“新鸟”培育问题,“老鸟”和“新笼”承接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应完善京津冀产业链协作,“腾笼换鸟”拓展区域联动发展空间;东西城合并成首都特区,“腾笼换鸟”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切实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腾笼换鸟”提升企业内在动力机制;规划建设“微中心”小城镇,“腾笼换鸟”促进北京人口有效疏解的建议。     

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产业投资网络演化研究

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一个“四位一体”的产业投资网络演化分析框架,以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工商企业投资大数据测度了非首都功能的3类重点行业在2010、2014、2018年的资本流动特征,并从“节点—路径—格局”3个层面分析了功能疏解背景下产业投资网络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市各行业对外投资增强,投资集聚中心逐渐向外围转移,但不同行业演化格局存在差异。制造业呈现由邻近扩散向等级扩散转变的演化路径,并向着多中心格局发展;批发零售业在资本净流动层面显示出扩散特征,在骨干路径层面呈现集聚现象,分布格局由北京单极放射状向京津双核联动演化;交通运输仓储和物流业向郊区物流园区所在地集聚,但网络整体发育滞后。研究结果能够为科学认识首都功能疏解情况、了解中部核心区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的变动态势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全球金融危机下有色金属行情分析

自上一个矿业周期的低谷1998-2001年以后，全球矿业开始复苏回暖，从2002开始显现高涨迹象。这一轮矿业高潮期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顶峰后，由于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而迅速在8、9月份开始回落，到目前仍呈现出衰退趋势。这标志着一轮矿业高潮期的结束。目前全球矿业正走入低谷，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铜、铅、锌、镍、铁矿石、钢铁等价格逐渐筑底，在此之后有可能伴随经济的好转而逐渐缓-陵回升。在2009年的矿业低谷期，会有一些难得的机遇，矿业企业应及时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迎接下一个矿业高潮期的到来。     

城市网络的一种算法及其实证比较

城市网络链接是考察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途径,基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PS)的城市网络算法分析更是国际上该领域方法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区域空间和企业层级为视角,在新近出现的分区核心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计算过程中对单一公司进行网络分析的改进方法,实现了网络分析中地理和层级的特征表达,同时规避了原算法中公司—城市的二模网络数据合并为城市—城市的一模网络数据所导致的信息损失,并以此实现了社会网络统计工具在这一算法的拓展应用。实证研究中,运用该算法对中国两大典型城市区域——长三角、珠三角的25个城市进行了网络检验,结果表明:与连锁模型算法相比,改进后的分区核心算法不但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和地理空间特征,并且邻近性、中间性、出度、入度等统计量得以运用,拓宽了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发现,由于理论模型假说的演绎分析决定了城市网络的实际形态,因此,后续的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研究的一个创新途径即在于多类型城市流的实证归纳。     

全球原油贸易网络视角下的亚洲溢价与中日印韩原油潜在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原油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亚洲原油需求的上升,全球能源市场的“亚洲溢价”现象成为需要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全球石油贸易网络复杂性视角,选取1993—2018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进行样本数据考察,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和潜在竞争指数,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中的亚洲溢价现象和中日印韩四国潜在竞争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原油贸易集团分化交融,中日印韩呈现出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从全球原油贸易网络指标来看,中日印韩四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网络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球原油消费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潜在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的潜在原油竞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中日表现出“先强后弱”的特点,而中印、中韩表现为整体持续增强的特征。     

镉致鲫(Carassius auratus)外周血单个核细胞DNA损伤与增殖抑制

采用体内注射染镉的方法进行镉诱导鲫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DNA损伤与增殖抑制相关性的研究。将鲫(400g／尾)驯养4周后进行随机分组，每组5尾，以Cdh浓度1．25、2．50和3．75mg／kg腹腔注射染鲫，以生理盐水腹腔注射鲫为对照，染镉后0、3、5、7、10和14天取无菌抗凝鲫血，经淋巴细胞分离液离心分离获取PBMC，用单细胞凝胶电泳法检测PBMC的DNA损伤，用^3H-胸腺嘧啶脱氧核苷掺入法检测PBMC的增殖。结果表明，3天时各染镉组DNA迁移度增加，5天时继续加大并于7天时达到峰值，10天和14天时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1．25mg／kg组与对照组在不同时间放射性活度(咖m)的差异均无显著性；0天和3天时各染镉组与对照组咖m的差异均无显著性；5天时2．50和3．75mg／kg组dpm明显下降，7天和10天时dpm与5天时基本相同，14天时dpm呈上升趋势。镉诱导DNA损伤与其抑制PBMC增殖相比，作用时间短且浓度低，初步推测镉诱导的DNA损伤是镉抑制PBMC增殖的重要机制之一。     

收缩型城市:认知误区、统计甄别与测算反思

收缩型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的全新命题。论文在简要梳理收缩型城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收缩型城市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误区。因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划分标准不可比、数量属性与地域空间脱节等原因给科学清晰的识别收缩型城市提出了挑战。在周一星、史育龙（1995）建议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地域互验来分析全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及收缩型城市的甄别框架,测算表明：全国有114个建制市2010年的“城人口”规模低于2000年“市人口”规模,但由于2000年“市人口”的偏大统计以及2010年“城人口”存在的“个别水分”,这些城市也未必就全是“收缩型城市”;在剔除乡村人口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后,全国2000年和20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建制市分别为56个和75个。论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推进城市化区域协同统计制度;要构建“时空对齐”的全国常住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综合考虑各地行政区划建制差异,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的精准划分。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

2018年1月27-28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青年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青年论坛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为主题。莅临会场的院士、前辈和主管部门领导纷纷表示鼓励、支持和关怀青年人才的更快更好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这次青年论坛主题为题,在新时代传承和创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责无旁贷,追寻地理学家的精神,集中探讨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展示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的思考和风采。     

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与城市创新发展

随着高速交通技术和移动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城市创新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彼此远离但有着较强经济活动关联的城市之间是否也可以实现协同创新,目前仍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01—2016年中国289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和微观层面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工具变量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定量研究了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要素依旧存在着向头部企业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且正是这种集中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发展;城市可通过融入经济关联网络,借助于网络外部性来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就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来看,虽然政府科教支出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状况以及高铁网络的建设是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发挥的重要条件,但经济活动密度的提升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还可以强化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创新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所分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帮助网络外部性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因此,政府在探索城市创新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就无需囿于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这一条路径,积极融入城市群内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凭借网络外部性所分享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同样也能实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