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海南省农村多维贫困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贫困具有多维属性,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和背景从多维视角定义贫困已成为贫困问题研究的共识。依据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框架,拓展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识别标准,建立了涵盖教育、健康、居住、生活和收入指标的海南省农户多维贫困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海南省70个乡镇、134个贫困村3924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临界值法评估了农户及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分析了村域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显示,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率达18.22%,多维贫困程度严重的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不一定高,“两不愁、三保障”及收入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低。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主要表现为较差的资产状况、不清洁的炊事燃料、较高的家庭成员患病率和较低的家庭成员最高学历。GWR模型分析表明,作为多维贫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力占比和抚养比4个变量估计系数的空间分异明显。总体上,女性户主和低学历户主为主的地区倾向于更易发生多维贫困,二者的影响分别表现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所增强。女性劳动力占比为负向影响,抚养比为正向影响,呈现出自北向南增强的趋势,体现了海南贫困地区劳动力弱、女性相对更勤劳等典型地域特征。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驱动力分析——以琼海市为例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人口剧增、基础服务设施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美好蓝图。以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城镇化建设过程及成效,并以潭门镇、博鳌镇和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为案例,提炼出3种不同类型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分析其特征及驱动力,为海南省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

脆弱性研究是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随着脆弱性研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对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 总结, 并深入讨论了不同学者就脆弱性概念初步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分歧,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脆弱性概念的内涵。 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思路, 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中出现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五大类, 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指出了脆弱性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 结合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面向多重扰动的脆弱性评价、耦 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复杂系统的不确定问题、脆弱性评价的尺度问题等是目前脆弱性评价研究中亟待开展的研 究内容。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层面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更有赖于省区层面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本文估算了全国30 个省区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的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0 年,中国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从4.16 Gt 增加到11.29Gt,年均增长率为7.15%,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1.7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② 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 指数呈波动型增长,说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同时,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③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④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低碳城市化道路,以及实行节能减排省区联动策略是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

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     

浙江省经济差异时空动态的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多尺度和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马尔科夫链和多层次回归等模型方法,分析了近20年来浙江省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经济差异与地理尺度密切相关,空间尺度越小,区域差异越大。②省域经济空间分布从东北到西南大致呈富裕、发达、欠发达和贫困的格局;富裕与贫困类别有强稳定性,并有明显的连片扩张趋势;欠发达地区更可能遭遇“贫困陷阱”。③浙江省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和自我强化集聚特征。④省内经济差异对核心—边缘结构和时间层次较为敏感;全球化是其经济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分权化是影响其核心—边缘结构的重要机制;市场化可缩小因外商投资导致的空间集聚。本文从演化的角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作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全球资本的地理和政策偏好会加剧区域经济差异。此外,城乡差异也是浙江省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格局特征

运用主成分分析、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马尔可夫链和ESDA方法,在GIS 技术支持下,基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24 个空间单元2000 年、2003 年、2007 年3 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该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动力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域城乡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城乡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趋于扩大;② 区域城乡综合发展水平“两极分化”明显,高水平空间单元集中在5 个地级市辖区,低水平空间单元进一步向哈大铁路沿线集聚,并在其北侧形成“哑铃”状连续分布区,该区域有可能陷于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③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经济实力、空间区位、居民收入等是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因子。     

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变化及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响应

依据近10年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变化特征及其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中国粮食产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3.43%;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由南方向北方和由东部向中部推移,北方和中部地区成为新的增长中心;粮食生产地域变化的差异明显,南北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较大,八大产区和省区间变化较小。农业生产条件、技术、宏观经济环境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是粮食生产地域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东北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性基地,应对全国粮食生产的地域变化趋势,必须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通过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商品粮基地空间布局优化等举措,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