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基于深度学习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模拟与预测 ——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为例

应用核密度、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及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模拟预测出适宜高等级景区发展的新区域。结果表明:(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级别景区呈集聚分布,集中程度高,均衡性差异悬殊,景区密度东南高、西北低。(2)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与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密切相关的因子,得出城市分布、交通状况、植被覆盖情况及地形起伏对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异有较强的影响力。(3)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景区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发现西南地区极适宜发展高级别景区,且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均具有地域的成熟性与发达性;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次之;西北地区较不适宜。     

旅游交通成本对旅游目的地空间竞争的影响研究

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竞争是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从旅游交通成本的角度研究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竞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旅游交通成本由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两个部分组成,从旅游效用的实现角度出发建立旅游交通成本模型,用于分析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竞争以及旅游交通工具的选择。结合该模型,对以北京为旅游客源地的3个滨海旅游目的地(天津塘沽区、秦皇岛北戴河区和辽宁省葫芦岛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3个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竞争以及城际高速列车、普通客运列车及自驾车3种交通工具之间的竞争。     

边疆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分析边疆省域旅游网络结构,识别网络中的景区角色,可凸显景区空间功能,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高效发展。研究基于在线预定数据,利用模块化分析、景区角色识别模型和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典型边疆省域云南省内126家旅游景区进行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旅游流网络呈现6个群集模块,模块在旅游流网络中地位由其主要角色决定,目的地内景区模块化趋势明显,形成“三核心、多轴线”的模式;②旅游景区识别为核心景区、重要景区、普通景区及边缘景区4种角色, 高等级景区核心枢纽地位突出,具有显著的集聚扩散效应,重要景区与核心景区联系紧密,普通和边缘景区集中在滇东南部,联系疏散;③边疆省域内民族性强、海拔高、差异大、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客流量大。研究结果可为云南省加强全域旅游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布局及景区角色定位、品质升级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长距离高铁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及角色分析——以兰新高铁为例

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旅游交通可达性视角，构建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沿线城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角色，结果表明：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促使沿线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普遍提升，但提升幅度具有空间差异性，廊道东侧城市优于西侧城市，各省区旅游经济基础较好城市优于基础较差城市；旅游网络结构日趋紧密，城市间旅游互动与合作逐渐频繁，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协调发展趋势。深入剖析9个城市的网络角色对兰新廊道旅游空间发展模式提出相关建议：沿线地区应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兰州核心城市的功能，同时利用酒泉次核心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发挥嘉峪关、张掖、西宁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承转作用，带动吐鲁番、海东、哈密等边缘城市，打造西北“旅游+高铁”丝绸之路黄金线。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河南省4A级及以上景区公路交通可达性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交通等方面需要进行创新与变革,从而提升景区的可达性,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以河南208个4A级及以上景区、122个城镇为例,利用K密度估计、可达性模型和百度地图导航功能,对景区前往城镇的公路交通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景区的空间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平均通行时间3 h以内的景区占38.94%,5 h以内的占97.60%,中短途观光旅游和周末度假游具有明显优势。(2)景区的可达性呈现“核心-外围”圈层结构,省内旅游便捷的景区位于郑州、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客源地市场对景区开发市场影响较大。(3)山区公路交通路网有待提升,省内公路交通连结性有待进一步增强。相比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通行时间更为真实。将人口数量作为影响交通可达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开发客源地市场、调配旅游交通负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新疆优质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是旅游资源开发战略选择的依据,也是旅游地发展的基础。以新疆优质旅游资源为核心,基于Arc GIS技术,采用核密度和可达性分析法研究其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和空间可达性。结果表明:新疆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一轴一带格局,一轴即亚欧第二大陆桥,一带即新疆沿边境带;新疆优质旅游资源空间可达性较低,尤其是南疆;计算以乌鲁木齐为原点出发到达新疆各优质旅游资源点的时间,有116个景点在6 h可达圈内,占研究景点的44.96%,有62个景点在10 h可达圈外,占研究景点的24.03%。基于核密度和可达性分析结果及其形成的影响机制,提出新疆旅游业空间发展战略。     

川西地区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基于散客游记与团队线路的比较分析

以四川西部地区为研究区,通过网络获取散客游记和团队线路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对比分析散客旅游流与团队旅游流在网络密度、程度中心度、结构洞及凝聚子群4个方面的异同。结果表明:团队旅游流网络的密度较散客旅游流网络密度大,反映出专业的旅游机构对旅游线路的设计和组织能增强旅游流的网络密度、提高景区间的连接性;散客旅游流网络和团队旅游流网络在核心节点的选择上既有差异也有共性,新都桥等5个景区在两个旅游流网络中都处于核心位置;两类旅游流所涉及的热门节点近一半发生重合,但在旅行社或旅游电商的宣传和组织下团队旅游流对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川西地区高知名度的九寨沟、黄龙等景区并未在旅游流网络中处于重要位置,反映出高原山体类旅游目的地旅游流受区域环境影响较大,需对其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加以特别关注。     

高铁网络对西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以城市间的最短旅行时间和"小时经济圈"及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等数据为基础数据,通过可达性、修正引力模型等指标,分析了兰新高铁开通前后沿线各城市旅游交通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兰新高铁提升了沿线城市旅游交通的可达性;(2)兰新高铁带来了旅游交通格局的变化,显示出兰州为高铁线路东翼核心、嘉峪关为中翼核心、乌鲁木齐为西翼核心、东中西三翼相互抱团的空间特征;(3)兰新高铁加速了旅游业的发展,沿线城市旅游经济受高铁带动明显;(4)兰新高铁缩短了起止点城市的距离,更拉近了沿线比邻城市间的距离,催生同城效应,形成多个1 h旅游经济圈。     

基于景点空间可达性的中国旅游区划

旅游区划对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基于景点地理位置与交通可达性进行旅游区划,实质是对客源地与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研究。以中国A级旅游景点所在地理位置和交通可达性为依据,探讨基于可达性格局的旅游区划问题和基于GIS技术的旅游区划分方法。以可达性空间表达技术为基础,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所有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分别计算了各自的服务区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间阀值下服务区范围变化的判断,进行旅游景点腹地范围的空间合并,并对各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将全国分为9个一级旅游区、22个二级旅游区和177个三级旅游区,形成了中国旅游区划等级体系。     

西部地区民航运输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基于2005—2019年中国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旅游收入和民航客运量面板数据以及2020年旅游景区与机场位置空间截面数据,借助核密度、机场可达性分析和PVAR动态模型,对西部地区民航运输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时空关系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1)西部地区机场布局与旅游资源分布整体协调度较高,但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空间协调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可将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优质协调发展区、良好协调发展区和初级协调发展区3种类型;(2)西部地区呈现民航运输对旅游业单向影响更强烈的局面,二者并未形成长效互动机制;(3)从控制变量贡献看,财政支出对民航运输业的推动作用更强,旅游业的发展则更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陆路交通网络密度,城镇化规模对二者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等分析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圈层分布格局较为明显;2）其总体上属于集聚型分布,但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类型差异显著;3）其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片状与点状”并存的格局,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格局差异较大;4）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受城市等级、交通、河流以及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性较大,高速公路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的作用突出。最后,结合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高铁引起的可达性改善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变化耦合协调研究 ——以沪昆高铁为例

高速铁路缩短旅游时空距离,引致虚拟旅游网络发生变化.以沪昆高铁为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节点中心度、耦合协调模型,基于旅游节点视角分析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可达性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变化,进而深入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并识别节点发展类型.研究表明:1)沪昆高铁带来非均衡的时空收敛效应,节点可达性变化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核心节点—带状演化—面域集聚"分布格局;2)沪昆高铁弱化了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邻近效应,同时促进节点集散功能嬗变,区域差距缩小;3)节点可达性改善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变化之间主要为中度协调,其次为基本协调,中度失调和高度协调类型数量较少,总体呈梭形分布,边缘地区的协调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4)不同区位的节点对于可达性改善的响应程度不一,活性节点、中性节点、惰性节点表现出等级性、集聚性、洼地性等特征.     

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可达性影响测度及其地域结构系统构建

高速铁路的规划、建设与开通对沿线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即是缩短城市旅游空间联系的时间距离,提升城市旅游交通的空间可达性,进而提高旅游城市内外部的产业经济联系与要素空间流动的强度。本文以贵广高铁为案例区域,采用可达性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和构建了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的时间距离与可达性变化及其地域结构系统。实证表明:(1)贵广高铁开通后的各沿线旅游城市最短时间距离均表现出明显缩短态势;(2)贵广高铁开通后的从江县、三江县、都匀市、桂林市、肇庆市、怀集县、阳朔县、贵阳市和广州市等各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变化率呈依次降低态势;(3)通过将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在ARCGIS空间模块下分析,并确定了贵广高铁沿线不同等级重点旅游发展点和重点旅游发展轴的基础上,有机形成了2个三级贵州沿线旅游发展板块与广西沿线旅游发展板块、1个二级广东沿线旅游发展板块和1个一级贵广高铁旅游发展板块,进一步构建了贵广高铁影响下的旅游地域结构系统。上述结论为合理优化贵广高铁沿线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协调贵广高铁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情境下的交通拥挤问题 ——基于时空拥挤模型的不同尺度旅游流调控

旅游情境中的拥挤既有旅游交通与城市日常交通重叠而产生的拥挤,还受到旅游流自身特征影响,与城市交通拥挤的产生机制、调控策略和目标都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游客出游过程节律特征,将旅游流分为全局、目的地、景区3个尺度,对不同尺度旅游流的交通方式和特征、交通服务提供者及旅游交通供给产品、交通效率与目标特征等进行阐述,并基于旅游流建立拥挤一般模型,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对其进行拓展。以三清山国内旅游流为例,研究不同尺度旅游流特征背景下产生的拥挤。结果表明:三清山旅游流在不同尺度和不同情境下差异显著,从空间拥挤模型出发,全局尺度主要为中转型拥挤,目的地尺度主要为汇流型拥挤,景区尺度主要为瓶颈型、停留型拥挤;从时间拥挤模型出发,拥挤主要发生在黄金周等节假日,全局尺度需要省级或更高层面的调控,目的地尺度可通过增加时间阈值方式避免拥挤,景区尺度可通过对各景点旅游流的引流实现调控。     

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