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以AAAA,AAAA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数学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均衡性很低,在省域、区域尺度上呈集中非均衡分布;高级别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南京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重庆都市区是高级别旅游资源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水体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人口规模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旅游协调健康发展的建议。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海南岛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基于41家高等级旅游景区(点)的分析

借助地理计量分析方法,以海南岛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1家旅游景区(点)为研究对象,通过最邻近指数与地理集中指数、不同等级类型景区(点)在各行政区内分布的比较,以及景区(点)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布差异,分析了海南岛高等级旅游吸引物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阶段和模式。结果表明:海南岛高等级景区(点)整体分布较均匀,但在全岛18个市县中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中性,以三亚、海口、琼海和万宁4个聚集区为基础形成了东部旅游带,且优势明显;高等级旅游吸引物数量众多,以自然景观类为主,但相似程度较高,资源多样性没有得到充分展现;高等级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演化经历了点状模式的萌芽阶段,放射模式的起步阶段和凝聚+扩展模式的快速发展阶段。     

山海协同旅游发展新模式——以广西北部湾为例

探究旅游发展新模式对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景区间同质化竞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地区为例,通过"山海协同"的发展模式变同质竞争为异质协作,用以提升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本研究以旅游统计数据、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和网络游记文本为数据源,运用空间分析和文本挖掘的方法,描述高等级景区的空间核密度、交通可达性及旅游空间网络,并从山、海两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交通衔接、路线产品及市场需求层面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北部湾地区山、海特征的高等级旅游资源丰富,核密度最高的地区为0.03～0.04个/km~2;(2)各景区之间的平均通达时长为3.79 h,总体可达性呈现由中东部向西南部递减的趋势;(3)2018年山、海之间旅游流量较大,整体网络密度为0.67。研究反映了山海线路组合交通基础条件良好、市场需求强烈,从目的地宣传、景区联动、规划布局等角度进一步提升山海协作机制,该机制可为我国西南山区旅游发展提供新模式和新思路。     

网络关系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时空分布特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搜集2013—2018年我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游记，从网络关系视角出发，分析并刻画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时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在年尺度上表现出固化性；（2）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呈现出稳中渐变特征，如区域层面来说，西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重灾区，而中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各类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分布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

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数量呈现不均匀分布态势,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核密度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核密度高值分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西北部地区则呈现极低密度状态;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一带呈明显的集聚效应;大宗商品期货交割库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区域综合运输能力和进出口总额。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基于新浪旅游博客的河北省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研究

基于新浪旅游博客平台,以河北省317家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选取景区的网络游记数量作为网络关注度的评价指标,分别从全省总体格局、不同级别、不同地市等角度,分析河北省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河北省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和极化特征,形成了"一条高关注度带"、"两个关注度一级中心"、"三个关注度二级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景区级别与景区网络关注度呈低度正相关,少部分低级别景区的关注度高于多数高级别景区。旅游资源具有相似性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关注度特征。基于A级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特征,提出河北省旅游发展对策。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总体呈"东聚西散、南多北少"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总体趋于凝聚态势,变异系数高达227.95％,为显著集聚型分布.2)各区域间密度格局差异较大,呈现"南北两核心、东西两节点,中部'工'字贯穿"的分布形态;全国尺度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莫兰指数为0.252,表现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冷热点分布呈不均匀状态;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关政策、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为强势影响因素,旅游接待能力、市场潜力为中度影响因素,地形特征为相对弱势影响因素.     

老字号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开封市区为例

老字号是古城商业文化的精髓,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最近邻指数法、标准差椭圆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开封市老字号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网点分布呈现"一轴一带两区"的集聚形态;(2)老字号的类型不同,其经济活动区位具有显著分异,商务类和大众类老字号网点分布具有较大差异;(3)对老字号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宏观分析发现城市发展战略、历史变革、产业活动、老字号自身发展等均对老字号空间布局的均质性和集聚性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功能区对老字号的选址和布局有着直接影响;用地理探测器软件进行影响因素微观分析发现因子贡献量逐渐减小且任意两个因子交互后影响力均表现为相互增强。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基于高级别景区供给的观察

以西北地区为例,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对高级别景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和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合作应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策略;(2)短期来看高级别景区增加有助于本地旅游人次上涨,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对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本地旅游拉动更大;(3)高级别景区组合供给是提升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效应和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充分条件,仅依靠5A级景区的带动效用有限;(4)西北地区城市的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具有异质性,84.31%的城市与邻近城市为旅游空间合作关系,空间竞争型城市主要位于新疆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局地;(5)西北旅游发展稳态城市呈散点、随机分布,具有经济优势的城市更易从旅游合作中获益并成长为区域旅游增长极。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2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及各片区、各类型高质量景区均为凝聚型;(2)在空间分布数量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量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态势;(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距较大,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增的趋势;(4)在空间关联特征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