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高学历人才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2001~2016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集聚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描绘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集聚程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且2000~2015年间，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2）中国人才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而2000~2015年此指数有所下降，表明人才分布整体上有分散趋势。2000年热点区与次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热点区为京、津、沪；而2015年，热点以及冷点区域均有所扩张，表明局部地区人才仍然有集中化的趋势；（3）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支出比、失业率、房价有显著影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集聚度、基尼系数等空间统计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模型方法,对2010—2015年中国城市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结果发现：① 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且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不平衡的趋势有所缓解,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人才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城市群是人才集聚的高地。② 经济机会是影响中国高学历人才集聚的主导力量,其中工资是核心驱动因素,地区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同样产生显著影响。③ 控制经济机会的影响后,以教育和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交通可达性和城市消费设施为核心的地方品质变量在高学历人才的空间集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④ 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人才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机会是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人才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教育、消费、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等地方品质变量对城市群人才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城市和区域人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是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创业板公司的空间分布格局直观反映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以2009-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借鉴ESDA空间数据挖掘理论，基于点的数据和面的数据从不同空间尺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布呈现空间集聚特征，阶梯层次分布特性明显，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向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递减，空间分布重心向东向南迁移，迁移速度逐渐趋缓。②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自相关性，且空间格局的自相关程度呈现持续扩大趋势。③热点区逐步集中于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且热点区和次热区范围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④经济开放度和发明专利数量是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子探究

吸引研发人员是推动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本文采用区位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探究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数量呈现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研发人员集聚程度的空间分布较均衡。（2）整体上,高新区因子的解释力比城市因子更强,这说明以往只关注城市因子的研究存在不足。但在不同地区,两个层面因子解释力有所差异。东、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由城市因子和高新区因子共同作用,而高新区因子在西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3）高新区经济规模和高新区容纳人才能力是所有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此外,城市住房成本、城市科研重视度和高新区外贸水平分别是主导东、中、西部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4）不同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均呈现出增强关系,且具有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高新区先进程度、高新区经济规模、城市交通便捷度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因子的交互强化作用较为显著的因子。     

中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教育POI设施数据,利用ArcGIS比较统计地图（Cartogram）、核密度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对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对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约占65%,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高值区域与城市群所在区域较为吻合,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东西部基础教育资源绝对数量差异明显。学前教育服务人均数量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也存在部分低值塌陷区,相较于中小学,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小学和中学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的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区域在东中西地区均有分布,综合而言,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均等化优于绝对数量的均等化状况。常住人口、第三产业比例、建成区面积是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地级单元2005~2015年旅游经济及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运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计量方法,揭示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相关性显著为正,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三大经济区以及闽东沿海地区内,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地区及东北北部地区。②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不断减小,旅游外汇和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在东南-西北和东-西方向上空间差异最大。③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交通条件、信息化程度共同影响着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农村土地对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

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有序落户城镇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中国四大经济分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持有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土地持有方面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在农村承包地方面,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在农村宅基地方面,其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和东北低。此外,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的土地资源分布呈现部分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农村承包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粤—琼地区,高-高集聚区零星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村宅基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反映地区土地政策、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持有的空间集聚特征的影响。2）拥有农村土地对不同流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承包地规模变化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方式也有不同。拥有较大规模农村承包地对东北地区流出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最强,东部次之,再次为中部,西部最弱。...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以500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其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总体呈现不均衡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东、中部地区密集，西部稀疏，且形成了包括江苏、海南、河南、湘赣鄂交汇地区和四川在内的五个高密度核心区。从省域空间分布来看，湖南、四川、河南和江苏4省分布数量最多，且各省份的规模度指数差异明显，存在包括海南、江苏和京津冀地区在内的的三个“高地”。进一步研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其分布主要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发展水平、交通条件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     

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不平衡指数和改进熵权的方法,测算2016年河南省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均衡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从西北向东南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低水平地区连接成"V"型形态;大部分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平衡度较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短板"现象;造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差异的内部主导因素是基础教育、医疗和环境服务,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集聚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高精度扩张监测与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扩张监测成为地学应用研究的热点,但同时存在着城市区域概念不统一,城市边界提取精度较粗等问题。选取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为监测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统一标准、高精度的扩张监测及分析。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进行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城市区域边界提取,与利用中低分辨率影像提取的成果进行比较,并开展城市规模分布和城市扩张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拥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总面积增加了90.15%;省会城市体系接近捷夫模式的等级规模分布;城市扩展情况地区差异显著,东部扩展速度逐步放缓,西部、东北地区加速扩张,中部地区稳步扩张;2010年确定建设的5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在2015年城市区域面积位序中排名前5,15年间扩展了82.45%,单个城市年均扩展30.66 km²,其中北京扩展了三成以上,天津、上海扩展了一倍左右,广州扩展了近六成,重庆扩展了两倍以上。本研究成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直观准确的数据,对国家全面认知城市扩张状况,掌握城镇建设方针政策实行效果,进行城市体系科学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流动趋势——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院士作为国家高端的科研领军人才,在创新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引领,国家重大战略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挥着重要作用。以中国科学院755名院士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流动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求学、就业与工作地变更三种空间流动规律。结果表明：① 院士出生地或籍贯集聚分布在经济条件良好、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学历取得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与江苏等985、211高校聚集省区;初次工作地点在不同时代表现各异;最终工作地呈现向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聚集的特征。② 求学（出生地—大学）流动由东部多个省份向北京、上海等国家中心城市近距离流动。毕业首次就业流动空间聚集程度小,且流向随院士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变化。③ 46.23%的院士有工作地变更流动趋势。变更一次的院士其流动呈现“孔雀东南飞”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向东指向性和空间聚集性;变更两次及两次以上的院士,除最后一次流动外无明显空间指向性。④ 流动指数分析表明,北京与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区既是强流入中心也是强流出中心,双向流动量大;而西藏、海南、澳门、内蒙古及广西等省份流动指数为0,属于附属型省份。     

2000—2015年中国大陆人才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数据，以人才密度为核心指标，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对2000-2015年期间中国人才的空间聚集特征及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1）中国各省市人才分布表现出非随机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人才主要聚集在京、沪、津等省市，呈现一横两带“Π”型的空间格局，北方人才密度高于南方且逐渐向南偏移，中部出现“塌陷现象”；2）从局部聚集特征来看，高—高型人才集聚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低—低型则集中在西南地区；3）人才集聚“冷点地区”位于西南地区，且出现逐渐扩大趋势。对此，建议中央政府加强鼓励和引导人才向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向人才薄弱地区转移，同时这些地区要主动对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吸引优秀人才聚集，实现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信息流的互联网信息空间网络分析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要素的信息空间测度方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的格局和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呈现“异质”发展趋势,省份的信息影响力呈现“东—中—西”三层递减态势。国家发展战略对信息空间的格局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东部省份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连接了中国南北以及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的“三角格局”,现阶段中国的信息空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部分依赖于地域分布。     

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研究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工具研究2014年北京市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以市域各街道和乡镇为评价单元,构建供给指数、需求指数度量各单元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需求,据此分析和评判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及服务质量的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域尺度上,由于城市发展历史的影响,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呈现核心-边缘的格局;在区县尺度上,受行政体系和城镇体系的等级性影响,均衡性程度高低与城镇等级高低相一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指数与需求指数相关性显著,可判定设施空间分布总体上比较均衡;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发现北京市存在设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区域,其中教育设施、城市公园设施和医疗设施空间布局的均衡程度高于文体设施。     

中国首都圈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基于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是京、津双核心。本文基于首都圈地区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分县市区18个行业就业人口数据,运用区域密度函数,对首都圈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行业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发现:首都圈并不是单纯的京、津双核结构,而是在不同行业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总体上,首都圈的确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就业人口集中在京、津、唐三地,尤以京、津为主。而分行业来看,大部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则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特征;而消费者服务业则大多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呈现出京、津、唐三中心结构;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显示出以京、津、唐、保为中心的多中心结构。进而得出中国首都圈呈现以北京为中心,京、津双核明显,京津唐三足鼎立,京津唐保功能分异,秦皇岛、承德、张家口、沧州、廊坊共同发展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京津冀省域创新效率差异演化与空间计量分析

以京津冀3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2005—2015年省域创新效率,运用ESDA和CSDA分析法,详细刻画京津冀创新效率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分析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在京津冀内部之间的流向。结果表明:京津冀省域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空间聚集特征明显;创新效率在省域之间地理分异特征显著,北京和天津同属于HL型区域,河北则属于LH型区域,基本已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不存在收敛特征;创新效率空间结构属于空间滞后模式,存在扩散效应,但扩散效应主要存在于京津之间,河北受京津扩散效应不明显,反而由于回流效应导致与其差距不断增加。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研究,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较高,但呈现出下降态势;各省市之间差异性明显,仅有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实现有效,其他省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无效率状态;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性,总体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③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绿化程度、社会性支出、医疗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     

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研发产业集群研究

依据统计数据考察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内6477 家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模式,发现四个直辖市的研发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的海淀区、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杨浦区和重庆的沙坪坝区。其中,海淀区、杨浦区和沙坪坝区都位于中心城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同时区内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所也提供了优越的知识溢出环境,在市场和资源这2 个重要的"内生条件"下,空间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群型。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内生型研发产业集群模式可分成3 个阶段,即初级阶段的"沙坪坝区单极增长模式"、中期阶段的"杨浦区多核协同模式"和成熟阶段的"海淀区簇团网络模式"。滨海新区则表现为"卫星平台模式"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知识溢出和产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述研发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政策驱动和城市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