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县隆起中段献县凸起和阜城凹陷岩溶型地热资源特征

为探究华北平原的岩溶热储分布规律,以及如何高效开发利用献县凸起和阜城凹陷地热田的地热资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已有地热井的测井、地震、水化学等资料,分析了岩溶热储分布规律以及献县凸起和阜城凹陷地热田的四大要素即“源、储、通、盖”等地热地质条件,建立了地热田概念模型,并精细评价了地热资源量。研究表明地热田是形成于渤海湾盆地新生代伸展断陷背景下的受深大断裂控制的传导型地热田,主要以大气降水为补给水源,深大断裂和岩溶不整合面为水运移通道。来自太行山和燕山的水再补给、汇聚,在献县凸起及阜城凹陷岩溶热储中富集,形成中-低温传导型地热系统,具有良好的盖层以及高达3.63~5.31 ℃/100 m的地温梯度。蓟县系岩溶热储顶板埋深1 400~1 500 m,有效厚度累计336.1 m;奥陶系岩溶热储顶板埋深2 000~2 500 m,有效厚度累计55.3 m。献县凸起地热田蓟县系岩溶热储可采资源量3.75×10⁹ GJ,折合标煤1.28×10⁸ t,年开采地热资源量可满足供暖面积4 523×10⁴ m²;阜城凹陷奥陶系岩溶储可采资源量0.80×10⁹ GJ,折合标煤0.27×10⁸ t,年开采地热资源量可满足供暖面积954×10⁴ m²。献县凸起及阜城凹陷地热田开发潜力巨大。     

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评价

以安徽某块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结合企业生产历史,识别地块疑似污染区域以及关注的污染物,参照国家技术要求布设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点.通过现场调查与采样测试,研究土壤及地下水中监测因子浓度及分布特征,对比国家现行标准分析得出检测因子未存在超标情况,评价地块环境风险可接受.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高学历人才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2001~2016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集聚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描绘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集聚程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且2000~2015年间，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2）中国人才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而2000~2015年此指数有所下降，表明人才分布整体上有分散趋势。2000年热点区与次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热点区为京、津、沪；而2015年，热点以及冷点区域均有所扩张，表明局部地区人才仍然有集中化的趋势；（3）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支出比、失业率、房价有显著影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2005～2015年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5~2015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地图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分析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时空分布特征（不包括港澳台数据）,并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的高校科研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科研人才高度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②高校科研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热点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等沿海省市,冷点地区集中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和黑龙江省。2005~2015年,高级职称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弱,而中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加强;③人才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和层次、公共服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是所有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职称差异的角度来看,薪酬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仅对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医疗、文化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才政策仅对中高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层次对各种职称人才的分布均有影响;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科研人才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明显,而中东部高校科研人才受到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更为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移民管治与个体响应策略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以来,全球国际移民流动按下暂停键。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部分城市内部聚集着因疫情难以回国的国际移民,这对于地方政府的移民管治提出了巨大挑战。通过结合运用地理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在福柯的权力与异端辩证关系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管治-响应”的逻辑思路进行重组,并采用该分析框架,以广西阳朔为例,讨论后疫情时代国际移民管治与个体生存策略。通过结合参与式观察法与网络民族志法,结果发现：首先,为避免疫情防控中政治尺度跃迁引发的国际舆论事件,地方政府在国际移民群体中寻找权力代理人,并与之形成权力联盟,对移民个体进行管治,包括“规训/照料”“医治/隔离”“监控/放任。这种转换将原本权力关系中的地方政府与移民个体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权力代理人与移民个体之间的矛盾,有效地规避了尺度跃迁问题。其次,移民个体结合自身的社会资本,采用特有的响应策略,包括“权力代理人”“顺从/搭便车”“治疗/自我管治”“不合作/破坏”。这些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理解,为地方政府的移民管治提供新思路。     

θse计算

在计算机上,模拟计算能得到超越方程Ｔｃ精确的数值解,从而使θｓｅ的计算成为可能,而且精确度高,苦对Ｔｃ的表达式经解联立方程和简化处理后,可得到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用它计算的θｓｅ精确度稍差。     

世界文化遗产时空分布及其与人类城市文明的关系

将位于城市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在Google地图上完整体现,全样本统计、分析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试图揭示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发展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1）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832项,其中417项与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相关联,多数为城市的历史城区建筑景观;2）从空间上看,反映欧美地区城市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多,非洲地区最少,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相关;3）结合时间维度,古代（3500 B.C.―A.D.500）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耕种农业发达的沿河地区以及宗教类遗址所在地;中世纪（A.D.500―A.D.1500）遗产数量的变化见证了中世纪城市文明由初期的式微走向后期复兴活跃的过程,亚洲等区域宫殿类、古典园林类、坛庙等多种类型遗产的出现说明了文明在欧洲之外地区的生长;16世纪至今遗产的数量最多,遗产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殖民城市遗产、军事要塞类遗产、工业遗产以及线性文化遗产,展示了殖民扩张、工业发展过程,以及以线性的方式体现城市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4）从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反映了人类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特殊城市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同时宏观上世界文化遗产基本覆盖了全球人类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典型特色、文化多样性与发展的延续性。总的来说,在全球化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亟需利用更广阔、更多元的视角探讨跨地域、跨国界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打好“桥”牌,顺利实现舟山市由海岛经济向半岛经济的转型

2008年,浙江省舟山市这个千岛城市将成为半岛城市,其海岛经济也将向半岛型经济转变.实现这个经济转型,首先全市上下应提高思想认识,其次三大产业的发展上要有新调整,在主攻海洋经济时,应将长三角和全国作为发展的腹地,凸现半岛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还应处理诸如发展经济与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