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高学历人才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2001~2016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集聚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描绘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集聚程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且2000~2015年间，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2）中国人才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而2000~2015年此指数有所下降，表明人才分布整体上有分散趋势。2000年热点区与次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热点区为京、津、沪；而2015年，热点以及冷点区域均有所扩张，表明局部地区人才仍然有集中化的趋势；（3）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支出比、失业率、房价有显著影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2005～2015年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5~2015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统计地图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分析中国高校科研人才的时空分布特征（不包括港澳台数据）,并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的高校科研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科研人才高度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②高校科研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热点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等沿海省市,冷点地区集中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和黑龙江省。2005~2015年,高级职称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弱,而中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加强;③人才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和层次、公共服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是所有高校科研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职称差异的角度来看,薪酬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仅对初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医疗、文化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才政策仅对中高级职称科研人才的分布有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层次对各种职称人才的分布均有影响;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科研人才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明显,而中东部高校科研人才受到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更为明显。     

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地级行政单元数据,采用不均衡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识别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 两类劳动力总体的空间特征均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② 2000—2010年,高技能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呈集中化的趋势,而一般劳动力呈分散化的趋势;③ 十年间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区虹吸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群,而一般劳动力集聚区回波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均衡;④ 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工平均工资、是否直辖市或省会、每万人在校高校学生、是否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数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十年中一直都是决定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失业率、中学生师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绿地率在2010年也成为影响两类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对比两类劳动力的模型结果可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行政因素、高校因素和地区生活舒适度的影响更大,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地级及以上行政区数据和2015年中国各省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测度中国高学历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并采用面板数据Tobit随机效应模型，识别影响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的人才比重分布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人才比重的高低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区吸引了大量人才，而普通地级城市人才比重相对较低；② 10 a间人才比重的变异系数、基尼指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有所下降；③ 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城市等级、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科学事业、教育事业经费与人才比重呈正相关，中学生师比、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与人才比重呈负相关，失业率、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绿地率对人才比重没有影响。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LM）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识别影响食源性疾病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中国食源性疾病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集中分布于南部以及沿海地区，五年间集中区已出现明显的向北移动的趋势；（2）中国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五年间空间集聚下降。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中国北部。2011—2016年，中国食源性疾病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布特征类似；（3）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事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突发环境事故的增加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增加，而政府财政投入、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减少。除居民教育水平外其余变量也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差异。地区人口密度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向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对食源性疾病的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中部向东西逐步加大。城镇化率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环境质量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增；突发环境事故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中部向东西加大；年平均气温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南向北减小；年平均降雨量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减小。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