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及其变化 ——基于高、低技能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

利用2012年和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低技能流动人口和高技能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在2012—2016年呈下降趋势,低技能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技能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高值分布越发集中于东部沿海主要城市群内,而高技能流动人口的高值集聚区则依然分布在东部沿海主要城市群和中西部省会城市。(2)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月收入、职业、住房、流入本地时间、本地家庭规模、区位类型、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城市规模一直是决定高、低技能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主要因素,但低技能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受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规模的影响更大,而高技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 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在空间上形成“此高彼低”互补的分布特征。在人口流入地区和以跨省流动为主的东南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低但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高;而在人口流出地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区域,情况恰与此相反。③ 城镇购房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城市住房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要素对两类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各异。受教育年限、管理技术人员、不完整家庭化流动、家庭生命周期和城市房价仅对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已在城镇购房和流动次数仅对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有促进作用;户口性质、制造加工业人员、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和城市规模则在两类意愿中起着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效应

基于1995—2020年多源空间数据,通过InVEST模型与人类足迹指数法,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采用双变量局部自相关与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两者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25 a间研究区生境质量逐年下降,总体上呈“西部由南向北递减、东部交错分布”的格局。（2）25 a间人类活动强度与广度均不断加深,高低值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LISA聚类图表明高-高、高-低、低-高集聚类型下生态区数量分别为15、5、5,无低-低集聚区。（4）不同自然-社会背景下,典型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方向不同,但都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高-高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总效应为正,贡献度以人口分布为主;高-低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仍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GDP贡献最高;低-高集聚区人口分布影响效应为负,GDP仍是以高贡献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主;无论何种集聚区,交通道路都是以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较科学地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发展现状,丰富了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数理分析基础上的...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和田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演变与分布差异研究

以和田地区七县一市作为研究基本单元,根据1995-2014 年人口、GDP和人均GDP面板数据分析了其人口与经济发展演变特征,通过人口经济一致性指数、偏离度指数和Pearson 相关系数探讨了和田地区人口经济分布的差异性,研究发现：近20 a 来和田地区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各县市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水平差异较大并呈现扩大趋势,总体上东部地区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中部地区人口经济集聚基本一致,西部地区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总体呈变弱的趋势,人口经济分布差异的变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大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是造成和田人口和经济分布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不仅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2012年新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高,愿意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地的比例达到半数以上,且北疆地区略高于南疆,少数民族高于汉族。模型显示,总体而言新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较高的流动人口落户吸引力不强,而民族类型、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关键因素。同时,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在户籍迁移时考虑的因素存在异同,但社会融合特征因素不存在区域和民族差异,均表现为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其户籍迁移意愿。     

1996-2011 年南非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投资目的地与经贸合作伙伴, 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南非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对开展中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南非历年来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均衡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偏移—分享模型, 分析了南非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南非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和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多核心”集聚的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人口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和沿海港口城市, 低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上来看, 1996-2011 年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加强, 人口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偏移—分享分析表明, 南非人口增长速度先后经历了从1996-2001 年快速增长到2001-2007 年缓慢增长, 再到2007-2011 年高速增长的“高—低—高”增长阶段;省域层面上看, 豪登省和西开普省一直是南非人口集聚较强地区。     

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时空演变及机制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于1993~2008年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分布及演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在空间整体分布上,高刑事犯罪率地区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②在空间关系上,刑事犯罪率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高犯罪率区域集聚在沿海地区,低犯罪率区域集聚在中部地区,形成两极分化。③就刑事犯罪率增长而言,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同时,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刑事犯罪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在考虑时间和空间异质效应的条件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但在与行业收入差距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显著相关。②行业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影响显著,其稳健性极强;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影响。③空间邻近效应是影响刑事犯罪率的极重要因素,其作用程度和稳健性都比流动人口和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来得更为强烈。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快速城市化区域农村空心化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从土地、人口、经济三方面构建农村空心化的测度框架及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村空心化进行测度,揭示农村空心化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土地空心化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外围逐渐减小的特征;人口空心化呈现出中部核心区高,北部低的特征;经济空心化的高、低分布与人口空心化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特征。(2)综合空心化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以中、低等级为主,空间分布由中心城市向东西两侧的外围地域逐渐减缓的特征,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对空心化等级的空间分布具有较显著影响。(3)农村空心化是区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提高及区域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数量及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村空心化的主导与直接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及效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快速城市化区域农村空心化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从土地、人口、经济三方面构建农村空心化的测度框架及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村空心化进行测度,揭示农村空心化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土地空心化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外围逐渐减小的特征;人口空心化呈现出中部核心区高,北部低的特征;经济空心化的高、低分布与人口空心化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特征。(2)综合空心化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以中、低等级为主,空间分布由中心城市向东西两侧的外围地域逐渐减缓的特征,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对空心化等级的空间分布具有较显著影响。(3)农村空心化是区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提高及区域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数量及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村空心化的主导与直接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及效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加剧。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农业企业品牌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通过不均衡指数、空间聚类检验、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农业企业品牌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受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业企业品牌在华东地区分布最多,山东、河南、江苏等省是农业企业品牌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从密度看,呈现西北最低、中部次之、东部沿海最高的三级阶梯,并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地区形成高-高集聚和热点区域,在西部地区形成高-低集聚、低-低集聚和冷点区域;2）区域品牌数、第一产业产值、农业专利和创新园区数、三农主播数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正相关,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在建设农业企业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区域品牌的建设、创新力的培育和流动以及新型营销的发展。     

流动人口租房压力的空间分异及机理分析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我国32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的流动人口租房支付压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租房支出则是分散化的点状地域分布;租金-收入比偏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南和中部地区的租金-收入比总体较低,但有个别城市偏高且呈点状分散分布;租金-收入比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租房支付压力略低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京津冀的流动人口租房支付压力高于其他城市群;租金-收入比受到流动人口内部因素和流入地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