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联系强度与城市流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

强化空间联系是破解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从区域和产业两大维度,采用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与城市流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联系,但较为松散.京津之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而与其他城市联系均相对松散,说明京津两市的空间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石家庄、唐山与京津空间联系最为紧密,唐山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城市流不如石家庄,两者依然是京津冀城市群次核心城市的主要候选者;其余城市与京津的联系强度及城市流都较小,说明其与京津的落差在进一步加大,这也导致了其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存在较高难度,京津“孤岛”仍将进一步持续.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路网分割的京津冀城乡空间识别及特征分析

提出一种基于路网分割应用于区域尺度快速识别城乡边界的方法。该方法利用路网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强耦合联系,通过城乡斑块地理分割与精度计算确定城市斑块的最优解,识别区域城乡空间。以京津冀为例开展方法验证,分析了区域城乡空间格局、路网特征及城市用地经济效率。结果表明,该方法识别精度较高,可用于低成本、快速、高效的区域城乡空间识别;京津冀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大京津、小河北”的差异性,路网密度特征呈现京、津、石3个显著的高密度区域,二者存在高耦合性;2015年该区域城市用地经济效益总体良好,石家庄、保定、和承德3市综合效率值欠佳,需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京津冀工业降耗的关键抓手.为探讨供给侧改革对京津冀工业降耗的影响,利用2000-2017年的京津冀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空间演变特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京津冀供给侧因素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而分别构建京津、京冀和津冀的变系数模型探究京津、京冀和津冀的协同关系.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具有负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格局经历了"北京高耗期""能耗转换期"和"河北高耗期"3个阶段;2)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与劳动生产率、能源结构、科技创新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与投资强度呈正相关关系,科技创新强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京冀、津冀无法实现共同降耗,而京津可实现共同降耗,河北省实现高质量降耗是京津冀协同降耗的关键.最后,从内外联系与供给侧角度提出针对性建议.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信息技术成为服务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鲜有从省域及市域层面探索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以广东省地级市(域) 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创新和信息技术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形成全域空间的核心—边缘模式和局域空间的"俱乐部"模式。高值簇集聚区(珠三角) 的扩散效应只局限在局域"俱乐部"里面,而低值簇亦形成集聚区(粤北、粤东和粤西),体现出珠三角同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之间巨大的差距。在空间差异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创新在空间上均出现"俱乐部"内趋同、"俱乐部"间趋异的现象。空间计量回归表明,服务业创新在市域空间上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信息技术水平每提高1%,服务业创新水平就将提高0.7158%,证明了信息技术是影响服务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31个省域为空间样本,运用趋势面、引力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中国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势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各省域创新资源协同状况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网络结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从简单雏形逐渐发育为“鸡爪型”、多核心复杂化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创新资源协同势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京津冀养老院区域协同发展空间范围分析

北京和天津养老机构供给价格高,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从老年人空间偏好角度探讨在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中京津老年人选择河北养老机构的可能性。根据京津冀264家养老院的收费项目数据及235位京津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借助价格回归分析模型和Arc GIS技术分析京津冀区县养老院标准价格的空间分布和北京老年人愿意到河北养老院的距离范围。结果表明:尽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取消了异地就医报销阻碍,但是老年人也只会选择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养老机构。京津老年人考虑是否选择河北的养老院入住主要受养老院价格和离家距离因素的影响,未来河北发展针对京津老年人的养老院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     

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利用2008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全域截面数据模拟的EKC形状为"U+倒U"型,其中30个省域的EKC曲线为"倒U"型,EKC假说在省域尺度得到了证实;29个省域的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区域,表明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上海已率先跨过"倒U"型曲线拐点,其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环境保护较为协调;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及中等级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正相关;升级产业结构、积累高等级人力资本及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     

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从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创新水平差距和推动跨地区、跨主体的创新协作两个视角构建了协同创新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测度结果为：2010-2014年期间,京津冀整体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综合创新水平来看,北京在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方面都遥遥领先,天津在创新投入和产业创新产出方面进步很快,河北在产业创新产出方面也有较快增长,但创新环境进步缓慢。从主体间协同创新水平来看,企业的主体地位较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创新产出丰富但产业化程度较低。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水平来看,北京技术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跳跃式”扩散特征,但对津冀主要产业的创新带动贡献不大。最后,提出了促进创新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流动、构建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等政策建议。     

基于ESDA的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演化

通过收集淘宝网络店铺中的中国年画店铺基本信息,基于地级市空间统计单元,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中的全局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和热区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的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挖掘。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年画网络店铺的区位演化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2）店铺区位局部差异明显,京、津、冀、鲁等省市构成了店铺区位选择的区域中心,并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3）店铺区位选择的热区从呈斑块状、阶梯状地域分布,逐渐演化为京、津、冀、鲁等稳定连片热区;4）总结了影响年画网络店铺区位选择的3个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因素。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关联,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7年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编制了京津冀区域间12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而从京津冀地区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天津市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对区域经济推动作用较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主要起拉动作用。②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与天津市信息服务业主要服务于本市其他各行业,对外地经济的辐射作用较低。③京津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上海和北京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模式（英文）

In today's world,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key support for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e country that possesses world-cla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ities maximizes the attraction of global innovation factors and win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urban zip code geodatabase,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innova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outputs,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ary mode,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space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from 1991 to 2014, was develop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zip code geodatabas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evolv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innovation. The resulting evalu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innovation using the urban zip code geodatabase established by connecting random edge points, was relatively effective.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e value of this methodolog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demonstrated many common features: with the increase in urban space units participating in innovation year by year, the overall gap of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s has narrowed, and the trend towards spatial agglomer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evolv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demonstr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mon features during the 25 years as well: in the trend towards the suburban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Shanghai evolved from a single-core to a multi-core structure. A radiation effect related to traffic arteries as spatial diffusion corridors was prominent. Accordingly, a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of its innovation outputs also indicated a hollowness in the city center;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of Beijing had a single-core oriented structure all the way. Together with the tendency for innovation resources to be agglomerated in the city cente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output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ary feature where "rural area encircles cities". The innovation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intrinsic consistency wi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 and dis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a city-scale pattern of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al activ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中国省际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本文从群组前沿的角度出发,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三大群组,在不同的技术前沿面下利用SBM模型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将水资源绿色效率“属性数据”转化为“关系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对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区域差异显著,总体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的特征。② 没有一个地区独立于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之外,网络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个体特征表明,东部地区以溢出效应为主,处于“引领者”地位,而西部地区以接收其他地区的溢出关系为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③ 块模型分析表明,北京、天津等10个地区为“净溢出”板块;青海、新疆等8个地区为“净受益”板块;河北、重庆等6个地区为“双向溢出”板块;河南、陕西等7个地区为“经纪人”板块。研究结果为中国各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及协调发展提供了建议。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