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科学人才集聚成长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典型分析

以中国科学院1192 名院士为典型群体, 运用基尼系数、集中化指数和空间自相关识别和剖析了高级科学人才成长的时空规律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科院院士国内籍贯或出生地、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取地和国内长期工作地, 在东中西3 大地带均呈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② 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的大部分省域表现出地理空间上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国内籍贯或出生地、国内最高学历(位)获取地和国内长期工作地均呈现出集聚逐渐弱化的空间演化态势;③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带的HH集聚省域数量随年代推进分别呈现出先增后减、变化不大和逐渐增加态势,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省域及其邻近省域;④ 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 中科院院士在上述3 地带时空格局演化跃迁较多的是类型Ⅳ(省域本身及其邻居均保持了相同水平), 近半省域表现出了空间上的连续稳定性, 而类型Ⅰ、Ⅱ和Ⅲ在数量上也有所差异, 且存在部分省域跃迁明显的现象;⑤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教育的差异和变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中科院院士的总体空间分布和时空格局演化。     

上海中心城就业中心体系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域内手机用户的工作地和居住地,获取就业者的通勤数据,测度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体系.首先用就业者工作地数据生成就业密度分布图,基于中心城的就业密度识别就业中心.随后,用就业者工作地和居住地数据分别从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两方面测度各中心的能级,分析各中心的腹地和势力范围.研究发现:① 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呈主中心强大的弱多中心体系;② 就业密度越高的中心与其他地区的通勤联系一般也越强,但通勤联系在各中心间的差异更显著;③ 能级越高的中心腹地面积越大,但势力范围不一定越大;④ 相比于能级,职住功能混合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更大;⑤缺少就业中心的地区势力范围呈交替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既往就业中心体系研究因空间单元较大,缺少通勤数据在中心识别,通勤联系测度等方面受到的局限,希望能为构建上海中心城就业多中心体系提供帮助.     

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     

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动因研究

从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入手,分析了入境旅游流网络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采用基本特征描述、密度分析及EI 指数检验、中心性、凝聚子群、核心-边缘分析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展开研究,然后运用QAP分析模型对旅游者流动矩阵和各省市旅游供给要素差值矩阵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入境旅游流规模上呈现东部强,西部、东北次强,中部弱的态势,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空间结构上出现一定的集群 现象;② 东部一些省市不仅中心度指数高,结构优势明显,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而且内部联系紧密,另外西部个别省份的网络重要性有所增强,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有所改善;③ 自然资源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联系度、空间距离是制约入境旅游者流动的因素,而国际旅行社数、飞机起降架次为代表的高档次旅游服务水平、及是否同一地区是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地的重要因素。文章旨在为探讨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和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力求能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入境旅游流特征,进而为入境旅游的均衡发展和各省市旅游政策的制定等宏观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参照。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     

基于信息流的互联网信息空间网络分析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要素的信息空间测度方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的格局和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呈现“异质”发展趋势,省份的信息影响力呈现“东—中—西”三层递减态势。国家发展战略对信息空间的格局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东部省份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连接了中国南北以及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的“三角格局”,现阶段中国的信息空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部分依赖于地域分布。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省域信息流、资金流强度的空间差异——以2015年京东手机交易为例

以京东七大物流中心及其覆盖范围划分省市群。将抓取得到的京东商城2015年手机交易记录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相结合,研究影响信息流和资金流（简称“双流”）强度的可能因素,重点分析省域层面“双流”强度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已取代地理距离,成为影响“双流”强度的主要因素;② 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为“双流”核心区;③ 网络资金流量分层现象明显,呈“金字塔”形分布;④ 各省市群之间的空间联系存在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所在省市群的空间联系明显高于其它省市群;⑤ 各省市群内部成员发展不平衡,中心省市对“双流”贡献力最大。     

2000—2015年中国大陆人才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数据，以人才密度为核心指标，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对2000-2015年期间中国人才的空间聚集特征及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1）中国各省市人才分布表现出非随机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人才主要聚集在京、沪、津等省市，呈现一横两带“Π”型的空间格局，北方人才密度高于南方且逐渐向南偏移，中部出现“塌陷现象”；2）从局部聚集特征来看，高—高型人才集聚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低—低型则集中在西南地区；3）人才集聚“冷点地区”位于西南地区，且出现逐渐扩大趋势。对此，建议中央政府加强鼓励和引导人才向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向人才薄弱地区转移，同时这些地区要主动对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吸引优秀人才聚集，实现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     

中国电影产业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高学历人才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2001~2016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集聚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描绘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集聚程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且2000~2015年间，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2）中国人才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而2000~2015年此指数有所下降，表明人才分布整体上有分散趋势。2000年热点区与次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热点区为京、津、沪；而2015年，热点以及冷点区域均有所扩张，表明局部地区人才仍然有集中化的趋势；（3）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支出比、失业率、房价有显著影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层级结构分析

基于1995、2000和2003三个年份的航空客运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城际航空客流的结构,并以优势流(dominant flow)方法为主,辅以距离平方和聚类法,分析中国主要城市在国内客运航空网络中的层级及其变化。研究表明,通过航空客运方式产生的空间联系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在航空网络的重要性方面落后于西部,北京、上海、广-深3个顶点组成全国航空网络的主干;从主导航空客流角度观察,自1995至2003年,一个高度集中的城市层级在3个全国性中心的控制下形成和发展,航空客运网络层级体系中的顶层结构业已清晰,而以下各层次的结构尚处于分化发展之中。     

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单独二胎”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 (全国) 和次级单元 (省级) 在2010-2050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 (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 (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²以下。     

中国土地利用的分区优势及其演化机制

为了揭示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空间联系,借鉴经济学中的区域优势理论,提出了区域土地利用优势的概念及其度量方法;进而利用该方法以及国土资源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1996-2003 年间土地利用的分区优势以及分区优势的演变。研究发现上海、 天津、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建设用地具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建设用地优势指数快速上升,上升幅度在0.17 以上,使得这些省区建设用地的优势越发明显,而农地优势有所下降;河北、福建、海南、吉林等原本就具有农地利用优势的区域,农地优势上升较大,而广西、云南、宁夏、甘肃、新疆、内蒙等省区农地优势则略有上升。同时河南、安徽、湖南、 黑龙江、四川林草地优势明显上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土地利用的分区优势在其演化过程中存在高端极化机制、梯度外推机制和生态阻拦机制。这三大机制在全国尺度上不仅主导中国土地利用分区优势的演化过程,同时也主导中国近期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     

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①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②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③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④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