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研究是当前国内政治地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概念、内涵、分析框架、空间分异、系统模拟等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对于地缘战略交汇区这一特殊地缘政治区域的地缘环境研究鲜有涉及。论文基于地缘战略的空间和权力属性,融合政治地理学的地缘环境、地缘位势,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兼顾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构建了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的评价模型,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乌克兰的地缘环境演变态势趋好,但波动剧烈,未来其地缘环境还会出现间歇式动荡;② 受历史文化渊源、军事物质权力、战略投入意愿、经济相互依赖、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一直保持较大的地缘位势优势;③ 德国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年际起伏较大,近年来主要受地缘经济因素的影响呈升高的趋势。法国和美国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一直低于俄罗斯和德国,未来法国地缘位势会小幅升高,美国将会降低。论文提出的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评价模型,经历史验证,评估结果与乌克兰国内政局演变态势拟合度较高,模型可靠性好,可为其他地缘战略交汇区的地缘环境评价提供参考。     

中东地缘环境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

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节点地区,深刻分析其地缘环境及驱动机制,对于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提高中国“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地缘环境评价体系分析中东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其演变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以2010年“阿拉伯之春”事件为转折点可将中东地缘环境演进过程划分为温和波动期（2000—2009年）和剧烈波动期（2010—2020年）两个阶段。（2）空间上,地缘结构从伊拉克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核”空间结构演变为伊朗独大的“一核”结构。地缘环境从“西高东低、中突出”的空间格局,演变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东进”趋势明显。2020年地缘环境高值区分布在伊朗、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东部和北部地区国家,地缘环境低值区集中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南部和西部地区国家。（3）从驱动机制上来看,中东地缘环境演变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条件是支撑力,地缘政治军事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和地缘经济结构是驱动力,地理空间结构是摩擦力,美俄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博弈是推动力。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论地缘战略区位的主体间性——以缅甸为例

由于大国不断的更换地缘战略楔子,缅甸在大国之间的几轮地缘战略角逐中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却几经变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一带一路"的提出,大国在缅甸的博弈更加剧烈,其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越发突显,引发了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种缅甸对中国地缘战略不可替代的观点。全文通过对海权论、心脏地带论、边缘地带论、多级世界模式、大棋局等古典和现代地缘战略理论分析,得出:不同地缘战略理论强调了不同的地缘战略区位,同时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区位隶属于地缘战略,进而推导出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并以缅甸为例,通过考察分析缅甸在二战时期、冷战期间、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中国崛起之后四个时期的地缘战略区位演变状况,解释了为何在大国博弈下缅甸的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却发生了变化,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最后从主体间性角度对我国未来对缅甸的地缘战略抉择提出了几点建议。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评估——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 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印度的地缘竞争日益激烈。加强对印度地缘环境解构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识别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地缘策略。本文从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内部三个尺度来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并论证了印度如何在其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地缘战略：（1）在全球尺度上,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印度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2）在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优势,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地位;（3）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实力被内部的多样性（包括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所肢解,如何加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印度面临的极大挑战。根据印度地缘环境的特点和中印的权力对比情况,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加强与印度的利益共同体建构、加强区域内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在中印边境区,中国作为权力的强势方,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一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②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③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向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南高加索三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欠稳定性因素与地缘文化的强分裂性因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对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外交的难介入性因素与地缘经济的弱竞争性因素。两类驱动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双方地缘关系的演变。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地缘环境效应——以乌克兰为例

文章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首先提出地缘介质概念,论证了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传导权力的效率差异,并阐明不同地缘介质的地缘功能,然后以乌克兰为案例,揭示地缘行为体挖掘并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产生的地缘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地处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乌克兰,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显著,这为地缘行为体在乌克兰进行权力施动提供了空间中介。2）乌克兰地理环境中各介质要素的地缘功能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具有地缘安全功能,自然资源的地缘经济功能强大,政党和民族的地缘政治功能较强,语言和宗教的地缘文化功能较为凸显。自然资源、政党、民族、宗教的介质属性较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的介质属性在逐渐减弱。3）不同地缘行为体（利益集团）争相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使其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此消彼长,致使乌克兰地缘环境激烈震荡。从地缘介质的视角探索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效应,对提升中国在周边的地缘影响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分异研究

在统计和整理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非洲外商直接投资(FD I)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动特点,引入吸收FD I业绩指数,采用变异系数计算模型,探讨了非洲FD I在空间序列上的差异,并对非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结果表明,非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在波动中逐步提高,FD I流入量增幅较大,但其占世界FD I流入总额比重一直很低,且有下降趋势;非洲FD I的区域和国别差异均很大,但分布不断向均衡方向发展。     

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以万豪酒店集团为例

通过梳理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时空演变过程,选择万豪酒店集团作为典型案例,对其跨国扩张空间范围演变进行了描述,采用ArcGIS聚类分析法对其跨国扩张方向特征进行了刻画,采用空间分布碎化指数、均匀度指数和集聚力指数,对其跨国扩张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测度和解释。研究发现（：1）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空间范围不断拓展,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2）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在早期呈现接触扩散特征,后期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张,逐渐呈现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相混合的特征（;3）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呈多中心趋向均质发展,向更多的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4）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从核心区向腹地扩散（;5）国际连锁酒店跨国扩张空间差异主要受政府干预、市场需求、产业环境驱动,政府干预起最为关键的作用;外部机遇、区域竞争力和资源条件的驱动触发机制表现出明显滞后性和迟缓性。     

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东盟国家援助的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地缘战略解析

对外援助的战略性运用是美国援助政策的突出特点,研究美国对外援助的演变过程对于把握其地缘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东盟国家援助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其地缘战略内涵。结果表明：(1) 2001—2019年间,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整体援助规模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基本与东盟国家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定位呈正相关关系。(2)从援助额度的空间分布来看,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呈现出多极化特征,其条约盟友、南海争端国和对华友好国家为重点受援国。但不同受援国的资金类型有所差异,条约盟友和南海争端国同时受到经济援助资金和军事援助资金的重点援助,而对华友好国家则主要为经济援助资金。(3)从援助项目的类型结构来看,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异质性特征,军事安全类项目侧重于条约盟友和南海争端国,经济科技类项目逐步向南海争端国和对华友好国家扩散,人道主义类项目依现实情境具体考虑,意识形态类项目则逐渐向对华友好国家集中。(4)美国对东盟国家采取差异化的援助策略,其主要地缘战略目的是：巩固与条约盟友国家的关系,升级合...     

COVID-19期间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时空分析研究

COVID-19疫情不断蔓延为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等带来深刻影响。目前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国际关系研究较少考虑节点的空间属性,难以探索国际关系的动态演化模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该文提出一种结合时间序列聚类与空间统计的国家关系交互网络演化模式探测方法。基于2020年1月-2021年3月的GDELT数据构建国家关系交互网络,基于节点的演化特征,应用K-means聚类算法将节点划分为6种类型,结合局部连接统计方法分析节点演化模式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面对疫情冲击,各国为控制疫情蔓延倾向于参与合作交互事件;国家关系交互网络中的不同时序演化模式总体按照节点的点度中心性强度由高到低分布;疫情防控期间网络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节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特征,而核心节点空间分布较分散。通过研究网络节点的时序演化模式及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期间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研究提供新思路,对于危机事件期间制定外交政策与应对策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② 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③ 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及驱动机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更新是构建可持续城市和落实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为综合认知可持续城市更新时空演进路径和协同驱动机理,论文梳理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研究概况,凝练其时空演进路径和区域差异,解析影响因素、驱动机理和典型空间响应模式,并从理论和政策维度进行研究展望。研究发现：① 可持续城市更新形成了从“发展瓶颈倒逼”到“可持续愿景牵引”的时空演进路径,同时在时序化进程、本地化过程与空间演进历程中表征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② 综合地理环境影响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空间模式,利益相关者决定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组织模式,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多元驱动等组织模式作用于不同时空尺度的功能空间形成了5类典型空间响应模式;③ 可持续城市更新未来研究需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目标,定量厘清面向可持续城市更新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和协同机理,建立保障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城市更新管控方法库与政策集。中国在实践中需要健全“国家—区域—城市”的多尺度管控制度,建立可持续目标导向的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系统,并完善多主体协同的城市更新参与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一体化下的跨界合作与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借助流空间网络、耦合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① 大湾区区域合作突破地理邻近性,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城市网络联系指数整体上升;② 大湾区城市产业布局、要素一体化过程中极化效应显著,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悬殊;③ 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其空间演化呈集聚趋向,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局部稳定性,整体分布格局呈“东南独高、中北趋凸、周边低凹”的特征;④ 大湾区西部及东南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整合性,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表明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大湾区应持续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高度耦合。     

中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性研究

国际连通是航空枢纽城市内通外联的基本功能体现，利用构建的航空枢纽连通模型测算了我国所有国际通航城市2012年和2017年的国际连通性指数和国际中转指数，并与城市的枢纽定位比较分析。五年间我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能力快速提升，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三大国际枢纽城市仍主导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国际中转连通，但国际连通性指数所占份额在下降，次国际枢纽城市和部分区域枢纽国际连通功能快速提升。洲际长航线对各类枢纽城市国际连通能力的提升更具有网络扩张作用，中短途国际航线对次国际枢纽及区域枢纽的国际连通具有重要意义，基地航空公司对城市的国际枢纽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国际枢纽的空间分布从单一的“三点集聚”开始向“多点分化”演化，国际枢纽城市的空间演化契合了我国地区经济开放发展与国际航空运输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国际航线网络布局、机场设施发展是建设高质量国际中转枢纽的基础保障，部分新晋枢纽城市缺少有效国际连通与之匹配，“之路”与开放门户等枢纽发展战略仍任重而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