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位势视角下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解析

在厘清空间视角下权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9·11”事件后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演化特征,结合国别研究尝试解读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在伊朗的地缘位势在负向高位区间频繁波动,俄罗斯的位势在正向中位区间小幅波动,美国和俄罗斯的波动呈现“强－强”机制,中国的位势变化则与其较为剥离,呈“S”型曲线大幅增长。2）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是地理位置、地缘外交、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位置是基底要素,地缘外交是决定要素,地缘经济是驱动要素,地缘文化是协作要素。3）中伊的地缘战略空间互补性重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双边经贸依赖的加深提升着地缘关系的强度和密度;美伊的地缘关系偶有缓和但总体较差,呈现出的波动性是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双重应答;俄伊地缘关系紧密缘于传统地理空间邻近和地缘战略考量,两国间存在着由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稳定却复杂的地缘关系网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中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演变及其影响机理

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以民族8省区为研究区域,构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格局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从空间分异来看,区际间呈“西北高、华南-西南-青藏低”分布、省际间呈“北高南低”分布、省内呈“极化与均衡并存”分布。（2）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增长率呈现出由“西北-西南高、青藏-华南低”向“西南-青藏高、华南-西北低”演变的分布格局。（3）2000—2020年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演变类型由以“低水平-低增长型、低水平-中增长型和中水平-低增长型”为主向以“低水平-中增长型、低水平-高增长型和中水平-中增长”为主演变。（4）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投资强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水平和政府调控。     

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对伊朗崛起的影响浅析

伊朗地处大国利益交汇和碰撞的中东腹地,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伊朗崛起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大国环伺下,"双核一强"与"一盟"并存是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典型格局。大国运用"离岸平衡手"阻挠伊朗崛起,这是伊朗崛起较为不利的影响因素;而中东国家内部之间的相互依赖、竞争与互补则将为伊朗崛起创造良好的条件。尽管伊朗已成为中东变局的重要赢家,但崛起道路依然困难重重,所以伊朗要善于利用中东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利好因素,方能实现国家崛起之愿望。     

地缘政治视角下“伊斯兰国”兴起后的两伊关系变化探究

历经“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多国在动荡与冲突中难以自拔,而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却趁机兴风作浪。“伊斯兰国”的肆虐不仅使得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复杂,也给世界和平的维护带来了巨大挑战。“伊斯兰国”长期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地带,它的兴起将会对平淡的两伊关系带来重要变数。论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归纳了IS兴起后两伊关系在宗教、经济、外交、军事等四大方面的变化,并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是促使两国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伊斯兰国”兴起后两伊关系迅速改善,促进中东三大地缘集团鼎立新格局的形成,也引起域外各国势力的政策变化。     

中东地缘政治新格局与伊朗核危机

2011年以来,冲突和动荡席卷整个中东地区。中东地缘动荡呈现"串珠式"和"多点开花"态势,伊斯兰势力逐渐崛起成为中东地缘格局中的新"增长极",中东的地缘政治重心的"双核"格局逐渐成型,"三角格局"态势渐趋明朗化。中东地缘新形势客观上为伊朗扩大地区影响、推进核计划提供了契机,但其地缘形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中东地缘政治变局并没成为美国武力解决伊朗核危机的最佳突破口,制裁、渗透和威慑将是美国对伊朗战略的首选。伊朗核危机再次陷入"紧张—缓和—再紧张—再缓和"的"无限死循环"可能性极大。     

中国电影产业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

作为中东大国之一,亦是中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伊朗是"一带一路"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科学合理测度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可提升对伊朗国内发展态势的认知,对加强中伊政治经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丰富世界地理研究领域中东区域的典型案例.运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数、重心分布、密度等指标,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偏移-分享分析法等研判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伊朗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原西北部、里海沿岸平原;人口密度整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人口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伊朗的人口流动以邻域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流动为主,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北部和西北地区,这也与人口重心在西北地区的空间路径依赖惯性趋势吻合;伊朗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化分异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人口密度较高和较低的区域均出现空间集聚特征,密度高高集聚区位于北部、西北部山地和德黑兰周边与中央高原交界处,且逐渐向东南方向延伸;密度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山地和西南地区,且变化甚微.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透视伊拉克的地缘政治

伊拉克共和国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结合部,是广大中东干旱缺水地区中的一块最大的绿洲,自古以来就是中东的心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近代,伊拉克发现了丰富的石油,更使之成为世界列强的争夺之地。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时35分,在全球各国无数人的关注之下,伊拉克战争全面打响了。本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对伊拉克的位置、民族宗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以及未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供关心伊拉克战争的同仁参考。     

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路径与效应

以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标志,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的新格局。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在气候变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变化:① 地缘政治争夺向新的领域和地域拓展;② 地缘政治争夺工具和手段的更新;③ 地缘政治博弈主体出现新的分化与重组。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的不断发展,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范围和内容都有了改变,碳排放空间,新能源技术等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重点。气候变化主要通过“回溯作用”、“反馈作用”和“波及作用”3 条主要路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作用,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借助“溯源效应”、“抑制效应”和“扩散效应”三种方式发挥影响力。本文的基本结论是:①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活跃的驱动因子之一,并使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和手段趋于多元化;② 气候变化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发达国家借助气候变化这个杠杆,撬动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手段更加隐蔽;③ 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谁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具有主导地位。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②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③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向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南高加索三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欠稳定性因素与地缘文化的强分裂性因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对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外交的难介入性因素与地缘经济的弱竞争性因素。两类驱动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双方地缘关系的演变。     

东北三省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机制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西部地区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探测

以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人口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资源韧性和环境韧性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探究2000—2020年西部地区乡村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西部地区乡村韧性呈波动提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2)乡村韧性空间差异显著,且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其中西藏和青海一直为低度韧性,新疆、贵州和内蒙古等省份主要为中度韧性和较高韧性,2020年广西和重庆为高度韧性。(3)乡村韧性发展受到经济驱动力、政府调控驱动力、信息驱动力和人口驱动力等多因子相互作用、共同驱动。     

中国地缘环境研究进展与思考

中国崛起面临的地缘环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建立和完善地缘环境分析体系,预判预研地缘环境变化态势是学科发展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当前关于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内容多以地缘环境内涵、地缘环境解析、地缘环境驱动机制、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环境研究方法的单项研究为主,而缺乏对地缘环境要素的系统研究,尚未提出一套完整的公认的地缘环境驱动机制,更未搭建完整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论文认为地缘环境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地理要素通过地缘环境影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组成地缘环境系统,地缘距离和地缘流量是地缘环境的核心变量。为此,未来的地缘环境研究需更加关注地缘结构影响下的地缘关系,加强多维度、多尺度、长周期的地缘环境驱动机制和地缘环境要素相互作用机制探讨,拓展地缘环境研究方法和技术,深化面向“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研究。     

中东欧地缘环境多重视角解析

中东欧地区历来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和利益争夺的交锋地,地缘政治特征十分显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不断演变中,中东欧地缘环境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结合纵向历史演变和横向力量格局、外部战略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以独特的地缘属性变迁、纷乱的地缘战略博弈和复杂的地缘文化结构为视角,分析中东欧地缘环境的历史演变及其演化规律,以当前地区地缘战略格局为基础,探查影响地区地缘环境的主要因素,剖析大国主导下的地缘关系和文化结构,分析得出域内国家弱小自主性差、大国地区博弈干预影响严重、地缘文化多样差异性显著等地缘环境特征。     

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旅游贸易水平断崖式下跌,探索旅游贸易时空演化特征、规律及驱动因素,对实现全球旅游贸易复苏显得尤为重要。选取全球140个国家（地区）近20年的旅游贸易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刻画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演化,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国家（地区）旅游贸易重心逐渐向亚洲移动,形成了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旅游贸易市场（;2）全球旅游贸易演变时序呈现震荡增长、短期波动、敏感性强的特点（;3）全球旅游贸易进出口格局的空间集聚强度先增强再减弱（;4）包括航空运输水平、互联网使用率在内的旅游连接通道是刺激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主导因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旅游价格水平对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作用较弱（;5）影响因子对旅游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而借助ArcGIS刻画地缘经济关系时空格局演化过程,以揭示其总体规律与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国别间差异显著且逐渐扩大,并以2009年与2016年为转折点,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地缘经济关系划分成缓慢发展期（2001—2008年）、平稳增长期（2009—2015年）和快速增长期（2016—2019年）;（2）地缘经济关系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即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为中-高至高地缘经济关系值,与西亚、南亚大多数周边国家主要为低至中-低地缘经济关系值。地缘经济关系格局演进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地缘环境、地缘经济利益、地缘区位、经济规模、资源要素禀赋、地缘文化等。     

“三生”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基于土地“三生”功能视角,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2000—2020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特征与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三生”空间地域分异显著;“三生”空间结构演化呈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缩减的变化趋势。（2）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22720升至2010年的0.22724后降至2020年的0.22699,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空间上呈“东南较高、西北次之,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化的冷、热点区主要聚集于东南和西北部,与区域内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趋同性。（4）生态用地结构、归一化植被指数和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自然因子内部以及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