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顾及时间效应的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但以往研究侧重考虑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缺乏研究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检验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并尝试验证其时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均存在显著负影响,但两者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即它们均能抑制街头抢劫的发生,但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大于视频监控的威慑作用;② 在周内日变化上,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的监护作用具有时间平稳性;但在日内时变化上,周围人口的影响呈现出时间波动性,而视频监控的影响却保持时间稳定特性。研究结果对警务防控和犯罪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开展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防控效果的实验评估,并对其布设位置进行动态优化与调整;② 在城市规划或城市更新时安排适量的混合功能用地,以在规划或管理上加强对周围人口的适度调节;③ 未来时间效应研究应重点关注日变化规律。     

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农户采用行为研究:国外进展与国内趋势

农户是我国农区的微观经济单元,是农业技术采用的行为主体。以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技术扩散采用行为的研究对于诱导农户行为、提高农业技术的采用效率、促进农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3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总结评述最新进展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希冀有助于推进国内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深入研究,进而为促进农业技术扩散与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提供参考。     

西北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陕甘宁县域为例

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方法对陕、甘、宁三省区2002-2011年间县域农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进行测度,并对农民收入冷热点演变态势进行探讨。研究表明:陕甘宁县域农民收入绝对差异呈加快扩大趋势,相对差异阶段性波动降低而极化程度阶段性波动上升;整体地域分异特征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县域农民收入呈空间正相关,收入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农民收入的空间格局在10 a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收入的高值热点区和次热区空间格局呈现出向陕西拓展扩大的趋势,并由此带来次冷区空间格局向西移动,冷点区空间格局总体变化不大,略有西进。最后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地理区位、社会经济结构、区域发展政策因素对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分析。     

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格局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其时-空分析有助于把握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基于1996~2010年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相关数据计算综合得分,采用相对发展率、区位变异系数及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刻画其空间演变特征并揭示原因。结果表明:①15 a间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交替上升态势,2005~2010年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1996~2000年和2000~2005年,且日趋均衡。②2005~2010年28市(区)的格局演变较前2个时期更加显著,陕西省各市排序上升明显。③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演变的除系统内部要素外,财政支农力度、农业贷款、区域交通网络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的应用等因素也越来越显著。     

ZG市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往关于作案地选择的研究,缺乏考虑不同属性群体间的空间差异。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基于不同年龄属性的视角,进行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犯罪防控建议。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即少年抢劫者趋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中小学密集区作案,而年轻的成年抢劫者仅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但成年抢劫者的作案地却偏向于客运站所在社区及其周边地区。② 年龄相关的活动节点、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和青少年人口比例是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在青少年抢劫者频繁作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调控网吧、酒吧等年龄相关活动节点的数量。② 在成年抢劫者作案密集的客运站及其周边社区,规划一定数量周围人口的持续存在,以发挥出更好的监护作用。③ 在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通过问题青少年的摸底调查,加强精准引导与帮扶。论文首次验证了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差异及成因,并在理论上弥补了犯罪者作案地选择缺乏细分人群的不足。     

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