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及时间效应的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但以往研究侧重考虑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缺乏研究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检验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并尝试验证其时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均存在显著负影响,但两者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即它们均能抑制街头抢劫的发生,但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大于视频监控的威慑作用;② 在周内日变化上,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的监护作用具有时间平稳性;但在日内时变化上,周围人口的影响呈现出时间波动性,而视频监控的影响却保持时间稳定特性。研究结果对警务防控和犯罪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开展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防控效果的实验评估,并对其布设位置进行动态优化与调整;② 在城市规划或城市更新时安排适量的混合功能用地,以在规划或管理上加强对周围人口的适度调节;③ 未来时间效应研究应重点关注日变化规律。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居住社区、作案社区及出行物理障碍的综合考虑

从犯罪出行距离的角度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犯罪发生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作案社区的特征对犯罪者出行距离的影响,尚未综合考虑作案地、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差异及出行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影响。论文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为例,构建考虑个体层与作案社区层特征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作案社区层,个体层的变量对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② 出行物理障碍变量会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犯罪出行跨越的物理障碍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且它会影响作案社区中地铁、超市、银行对犯罪出行距离的作用;③ 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之间的环境差异对犯罪出行距离有影响,居住社区中的公交站、学校、超市越多,地铁站越少,犯罪者的出行距离越近。研究结论可以为犯罪者的地理画像与警务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不同主体特征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分析

犯罪人的空间出行行为对描述和理解犯罪人的犯罪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的一般性统计分析,缺少从犯罪人不同主体特征下的空间出行行为的精细化与个性化研究。论文以北京市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为例,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性别、年龄、籍贯和犯罪经验属性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男性犯罪人的犯罪出行距离略高于女性犯罪人,但其空间缓冲距离却较女性犯罪人略小;中年犯罪人较青少年和老年犯罪人具有更大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半径;外来犯罪人群体较本地犯罪人群体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区更远;多次作案的犯罪人在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距离上要高于作案次数较少的犯罪人。随后,基于最小努力原则和理性抉择理论,从犯罪人主体的出行成本、邻里监护风险感知、犯罪收益等角度构建了犯罪人空间出行的决策模型,并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作用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预测及警务实践提供有效支撑。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以DP半岛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城市犯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安定与繁荣,深入研究城市犯罪的空间影响因素对于未来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H市DP半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373起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将研究区域网格划分为233个样本单元,以核密度处理方式将原始案件点转化为每个格网单元的犯罪强度(密度)作为因变量,结合"日常活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选取微观空间因素作为自变量,最终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案件发生强度的空间异质性现象。研究表明:公交站点个数变量、交叉口个数变量、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变量与最近出岛口距离变量,对街头抢劫发生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现象,尤其是公交站点个数变量在GWR模型中表现出随空间位置的不同呈现显著的正负两种影响效果。警务部门可以参照该结果针对不同局部区域的高影响微观空间因素进行重点防控,提高警务效率,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抑制街头抢劫犯罪的发生。     

区域镇村社区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优化策略

镇村社区空间网络是以镇区为依托、镇村社区为节点、彼此关联为连边构成的空间组织形态,探索其结构特征及其优化策略对引导要素合理流动、提升网络运行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镇19个镇村社区作为网络节点,采用修正后的引力强度模型反映节点之间的联系,运用GIS工具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探究镇村社区空间网络结构的总体特征、节点特征及差异特征,提出镇村社区空间网络的优化策略。研究表明：镇村社区空间网络总体处于低水平、非均衡的发展阶段,网络兼具整体松散性与局部集聚性,且小世界特征较为显著,凝聚子群之间的关联性差异明显;镇村社区空间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的节点结构,核心节点的结构洞优势有待加强;社区居民不同的社会属性对网络结构造成了差异性影响;基于此,拟从节点自身功能完善、节点等级体系构建及节点间经济联系强化等方面,构建“1轴、1心、18点”+“1网、57线”的空间网络化模式,为当前及未来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示范。     

广东产业集聚区发展状况浅析

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珠三角核心区外围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的产业集聚区.文中介绍和分析了广东产业集聚区的总体发展状况,并着重研究广东省新出现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概况,分析产业由集聚到扩散,再重新集聚的空间结果.新产业集聚区具有距城市建设区较远、规划建设规模较大、发展迅速、产业选择因地而异等发展特征,广东传统与新产业集聚区在产生初期相关作用因素、空间发展规模、企业技术更新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     

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犯罪者行为时空倾向——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① 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② 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③ 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长春市公安局提供的警区层面的犯罪数据,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财产犯罪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呈现出城市中心高而外围低的圈层式空间模式。通过对犯罪高发区域的用地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发现,长春市主要商业区和主要客运交通枢纽所在警区均具有较高的财产犯罪率。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判定出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热点地区,从统计学意义上验证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集聚性,进而推测这些区域可能存在犯罪扩散和溢出效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同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各因子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受到人口密度、就业活跃度、商业区、服务业活跃度、客运枢纽和年轻人口比例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但需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与解释。     

Modeling the criminal''s location choices in urban areas

Tilespatialdistribuhonsandthespatialprocessesofcrimeachvihesinurbatlareasareincreasingl}'brininggeographers'andcrhaologistS'attenhon.mespahalstUdiesofulbancrimeinWesterncountriescanbedividedintotWoschools,oneofwhichistorevealthegeneralspatialchrenhahonofurbancrimefromthemacro-angle,andaleotheristoanalysetheSPahalprocessesofanindividualcriminalfronlalemicro-angle.AsforthemacrostUdiesofulbancrime,therehavebeenmuchcasestUdyandsometheories.Forexample,thelawofdistancedeca}'showsthatthereisanegah…     

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

城市犯罪的时空模式是地理学“格局”和“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城八 区财产类犯罪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获取和处理空间数据,探讨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 空模式,并建立时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北京城市犯罪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在商 业繁华地带和对外交通运输区存在明显的高强度带;各种犯罪类型空间格局既有共同性又有 差异性;城市犯罪嫌疑人数量存在季节分异特点,但同一区域的犯罪地点数目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就时空机制而言,场所的时空特征作用于财产犯罪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犯罪要素并影 响犯罪实施成功与否,而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对场所时空特征要求不同,这些要求一旦与北 京城市环境的特有属性耦合,便产生犯罪高发地段和高发时段,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Mapping crime harm and priority locations in New Zealand: A comparison of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Despite progress being advanced with spati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crime control, the geography of crime harm has to date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Crime Harm Indices”, which weight crimes by an estimate of the relative harm they cause,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on volume based spatial analysis approaches to identify where crime harm concentrates.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issue via the use of a Crime Harm Index (CHI) developed for New Zealand. By contrast to localized ‘harm-spotting’ analysis, we apply a census unit based approach to identify, at a macro level, the neighborhoods and wider communities suffering the highest crime harm in New Zealand. This approach enables harm to be viewed not only as a total Index but as a rate controlled for population and allow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ensus base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which predict harm.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I with the New Zealand Priority Locations Index (PLI), an existing census unit based crime analysis tool which combines crime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o identify communities vulnerable to crime and disorder issues.In this study CHI and PLI scores were calculated for Census Area Units (normally containing 3000–5000 population) across New Zealand. Bivariate correlations and a general linear model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I and PLI and additional population related variables. The CHI and PLI were weakly correlated, with population size and urban/rural categorization also accounting for CHI variance. Mapping techniqu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outlier locations where the CHI and PLI differ widely and to identify location features which may assist in explaining CHI/PLI differences.This work exemplifies a novel geograph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crime harm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t national through to local levels. Wider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me and crime harm control are discussed, along with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微观尺度下毒品犯罪时空分布及成因分析——以SZ市NH、DM街道为例

毒品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犯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对毒品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较少从微观尺度对毒品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论文以SZ市NH、DM街道内社区为例,基于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时空扫描识别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结合用地类型、动态人流量等数据定量分析毒品犯罪案件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① 毒品犯罪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地区,且城中村的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的起始时间较商业发达地区更早,影响范围也更大;② 毒品犯罪在不同用地类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住宿旅游娱乐”“商业百货批发零售”“餐饮经营服务品牌”3类用地类型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相关性;③ 人流量高热区的面积占比与毒品犯罪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高热区面积占比大于5%或为0时,能够抑制毒品犯罪的发生;高热区面积占比在0~5%之间,能够促进毒品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