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半岛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模式

以往研究已经证实某些特定的犯罪类型(如入室盗窃、枪击案件)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但是街头抢劫案件是否也同样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则很少被关注。以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为研究区域,探索岛上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对象为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起)。利用纳克斯检验(knox test)方法结合重复临近发生计算工具对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是否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现象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其一,研究区内的街头抢劫案件在多个空间—时间标度下存在着显著的临近重复发生现象。其二,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空间—时间标度内具有临近重复发生现象的案件,研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年际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前案件点"在空间分布呈现集聚现象,具有集中分布在主干道区域、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较高区域以及道路通达性较高的区域三个特征。而针对"前案件点"进行防控切断"临近重复发生链",将减少54起案件的发生。2临近重复发生现象案件在年际分布上的波动变化与警务"严打"行动之间的动态联系,表明"严打"行动对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相比一般案件,临近重复发生案件的发生更加集中于午夜。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主城区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为了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论文收集了北京市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和2019年同一时期的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PAI(predictive accuracy index)指数等方法比较了疫情防控前后犯罪热点的变化,从路网密度、POI多样性等环境特征以及发案地点、重复作案等角度对发生明显变化的犯罪热点的环境特征和案件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疫情防控措施对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1)疫情发生后,北京市主城区内的入室盗窃类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0年一级响应期间的日均发案量较2019年同一时期降幅达66.8%;(2)2019年出现的8个主要犯罪热点在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呈现出明显衰减现象,其中5个热点基本消失,3个热点有所减弱;(3)出现衰减的热点普遍具有交通便利性好、要素多样性高、发案地点集中、犯罪人重复作案明显等特点;(4)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等措施对犯罪人的作案机会形成压缩、公共场所的实名查验对犯罪人的匿名性形成削弱是疫情期间犯罪数量下降和热点效应衰减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犯罪预防和警力资源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交互作用视角下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时空临近重复效应的犯罪热点特征及成因分析——以北京市抢劫案件为例

时空临近重复效应是犯罪活动的一种重要时空特征。为深入研究犯罪热点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论文以北京市内城六区2012—2014年抢劫案件为例,通过核密度估计、时空临近重复计算及定义时空临近重复案件链等方法分析了犯罪热点的案件构成,并从犯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犯罪热点内的案件特征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内城六区的抢劫案件存在有“a”“b”“c”三个主要的空间热点,并且热点内的大部分案件均具有显著的时空临近重复效应;其中热点“a”位于双井、劲松一带,热点“c”位于南四环大红门桥一带,且2个热点内案件的犯罪人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环境类特征,表明热点的形成源于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重复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热点“b”位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区,热点内案件的环境类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犯罪人特征,表明该热点的形成为不同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集中作案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入室盗窃多尺度地理因子分析

选取N市作为研究区域,以该市2013年全年的入室盗窃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区域内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首先,从环境犯罪学理论和现有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两方面出发,分析现有研究中的尺度依赖性。每一套环境犯罪学理论均有其适用的空间尺度,在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中会有相应的地理因子与之关联;其次,引入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获取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小区、街区、社区、街道以及区等多个空间尺度上的关联性。并用瓦尔德检验来测试各个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尺度的变化,有些地理因子与入室盗窃的关联性并未变化,有些则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用不同尺度的犯罪地理学理论进行解释;最后,将多个尺度地理因子反演入室盗窃空间分布的结果进行综合,并将之与单一尺度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证明,与单一尺度的地理因子反演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相比,利用多个尺度地理因子解释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更高。研究表明：在犯罪地理学研究中,环境犯罪学理论、地理因子分析以及犯罪空间分布反演均存在尺度依赖性。综合多个尺度的结果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准确认识犯罪的地理因子及其对应理论,对于犯罪反演精度也有所提高。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广州市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相关性研究

选取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 568份调查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犯罪恐惧感高于无犯罪受害经历的被访者；在选取的12项犯罪经历相关指标中，有5项指标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比值比从大到小分别为自身经历的扒窃和入室盗窃、亲朋好友在公交地铁和其它公共场所犯罪受害、社区内发生的扒窃见闻，其余7项指标不显著；个体属性方面，仅教育水平与犯罪恐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社区类型对被访者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城市入室盗窃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分析——基于中国H市DP半岛的案例研究

以中国H市DP半岛为例,分析城市入室盗窃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与成因,以探索推进区域内犯罪者画像研究。基于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的分析表明,DP半岛在中部和西部具有两个相对稳定的犯罪热点;但在年内月尺度上,年末犯罪高发并向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商品房社区集聚;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呈现出"振荡式"空间转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沿道路进行空间转移,夜间覆盖范围最广。基于时空格局成因理论和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DP半岛内以"理智型"入室盗窃者为主,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的耦合差异导致了犯罪空间格局的演变。总体来看,基于案件数据的多尺度犯罪时空格局研究,能够揭示特定区域内犯罪者的行为特征。     

Learning where to offend: Effects of past on future burglary locations

Informed by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space-time patterns of repeat and near repeat burglary victimization, a crime location choice model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burglars are attracted to areas they previously targeted. Using data in 3337 detected burglaries from one UK police force, and accounting for the distance to the offender's residence, and for other factors that make target areas attractive to burglar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burglars we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a burglary in an area they had targeted before.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if the prior burglary was (very) recent. Areas near to those in which burglaries had been committed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be selected.     

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但报警率较低;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     

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长春市公安局提供的警区层面的犯罪数据,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财产犯罪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呈现出城市中心高而外围低的圈层式空间模式。通过对犯罪高发区域的用地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发现,长春市主要商业区和主要客运交通枢纽所在警区均具有较高的财产犯罪率。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判定出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热点地区,从统计学意义上验证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集聚性,进而推测这些区域可能存在犯罪扩散和溢出效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同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各因子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受到人口密度、就业活跃度、商业区、服务业活跃度、客运枢纽和年轻人口比例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但需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与解释。     

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ime in hot crime areas

Hot crime areas are always targeted for police patrol to deter crimes. While much research has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ot crime areas,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ime within hot crime areas remains limited. Using burglary records in a large Chinese city, the ‘hottest’ place with the highest crime density was located using two spatial temporal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crime within hot crime areas was concentrated within a small area distant from the hot area's center.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micro view of crime distribution within hot crime areas.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ult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methods adopted in identification of hot areas.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lice patrols.     

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匹配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基于多层次模型的广州门禁小区家庭入室盗窃环境影响分析

基于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利用2012年10―12月在广州门禁小区进行的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从社区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家庭的入室盗窃受害情况及其发生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通过5个多层次回归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家庭被盗情况主要受到家庭的住房特征和人口特征的影响,小区变量对家庭变量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住房特征、公共空间使用率、家庭人口特征和小区的正式控制机构失效度对家庭是否被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环境形象和人口流动性、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通过对家庭特征的间接影响而影响家庭的被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