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市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计量检验

采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集聚和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重心分布、轨迹、距离、速度差异较大。东部的工业集聚水平高于中西部,工业污染中西部更突出。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总体呈负相关关系,局域上分为低高、高低、低低3种关联类型。② 工业集聚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均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但是对不同区域减排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③ 对于工业污染的防治,应继续走集聚化道路。东部要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合理的集聚规模;中西部应加强产业集聚,提高技术溢出的污染减排效应。     

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是人地系统耦合状态和水平的重要表征。以黄河流域八省区为实证区域,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Super-SBM模型对地市尺度2006—2016年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构建计量模型,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等不同尺度,考察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提升态势,空间上呈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格局,山东整体最高,河南提升较快,甘肃整体最低;下游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生态效率整体更优。② 工业生态效率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由高-高集聚类型演化为高-高、低-低两种局域集聚类型。200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在陕晋蒙交界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201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陕西南部,低-低集聚类型集中分布在山西、甘肃。③ 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经济外向度、环境规制和经济密度对工业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与中上游相比,下游地区工业集聚强度的影响偏弱,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更强。④ 提高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和经济外向度,加强环境规制。但要根据上中下游实际采取差异化措施,中上游地区因生态环境脆弱,应将清洁产业的集聚作为发展方向,提升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支持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强化环境规制的约束。     

环洱海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系

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等模型,对环洱海地区1988年~2012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随时间演进,耕地重心呈向西北为主、东南为辅的变动态势,而农业劳动力重心的阶段性变动明显,整体向西南偏移;25年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重心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均大幅提高,两重心耦合态势日趋明显。海西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地理集中度均远高于海东,洱海西岸、S221及G214沿线分别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主次要集聚轴;自1988年以来,耕地向海西中北部集聚,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布局态势,整体上两者呈高度正向相关性;随时间演进,村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依据不一致指数,可分为耕地优势集聚型、农业劳动力分布滞后型、耕地—农业劳动力空间协调型、耕地分布滞后型及农业劳动力优势集聚型五类村庄。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基于非期望产出和门槛回归模型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

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5-2015年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未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值总体被高估,说明经济活动的非期望产出确实降低了实际经济价值,考虑非期望产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②2005-2010年,生态效率类型整体呈现“进化”特征;2010-2015年,整体呈现暂时性“退化”特征;可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驱动力转换有关。③各地区生态效率各类型数量和分布特征存在省际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相同生态效率水平类型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科技水平、城市规模、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对地区生态效率均表现出双门槛特征,产业结构等对地区生态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提高科技吸收再创新能力、联防治污能力和人口素质,强化对外开放的“技术效应”,将增强各门槛变量对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信息化建设亦是提高该地区生态效率的重要举措。     

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与定基等权赋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城市间公共健康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始终存在多级分化现象;② 四大板块核密度曲线在重心位置、主峰高度、波峰数量、拖尾长度、拖尾厚度上均有各自演化形态,是一种时段特征与地区特色相互耦合叠加的结果;③ 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同群效应”,空间集聚类型实现了由LL型为主体向HH型为主体的转化;④ 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科技进步、工业化程度、卫生体制改革对城市公共健康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中国地市尺度工业SO2排放的影响

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和减排效果。以中国285个地市工业SO₂排放为例,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将集聚空间组织型式细分为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度、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类型,在系统分析工业SO₂排放与集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不同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与工业集聚密度在空间上具有非对称性,污染排放强度西高东低,工业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相关和非相关多样性为东中高西部低;② 工业集聚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集聚密度、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本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但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会提升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③ 提高集聚密度、引导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下降,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专业化和非关联产业的集中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④ 集聚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中西部污染减排的作用比东部明显,专业化和非相关多样性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小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减少多样性特别是非相关多样性更有利于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50万的小城市和50~100万的中等城市,提高企业的地理接近度和多样性水平特别是相关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城区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和产业多样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污染减排,但其减排效果因拥挤效应而明显下降;⑤ 进一步降低工业SO₂排放强度,需要走集聚化道路,坚持提高集聚密度,因地制宜引导企业集中布局,着力提高产业在关联基础上的多样性水平,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重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环保合作。     

中国地市尺度工业污染的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污染形势极为严峻,而且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3年中国286个地市工业废水、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等工业污染数据,以污染总量和污染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全国工业污染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工业污染空间集聚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大。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总量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废水总量东高西低,强度西高东低;SO₂总量北高南低且高污染区域较多,强度西高东低;烟（粉）尘总量与强度空间格局相似,集中于晋陕甘一带。② 工业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三大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污染物排放会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影响。③ 三类污染物由于不同的特性、空间格局和产业指向性,使得影响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存在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利用外资规模、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物总量,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技支出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污染强度。④ 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既要充分重视工业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同时也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工艺高级化,加大科技投入,控制能源强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制定差异化工业污染防治措施。     

中国博物馆时空演变特征及成因分析

选取1990—2018年博物馆名录,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1990—2018年中国博物馆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18年博物馆数量呈整体加速发展态势,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博物馆数量密集,且发展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数量稀疏,且发展较为缓慢。2）中国博物馆空间上不断集聚,并呈现出“单核”向“多核”模式演化的分布格局。3）中国博物馆重心居于东部,重心移动轨迹呈“Z”形移动。4）中国博物馆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过程,形成“东热西冷”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博物馆的热点地区,新疆和西藏始终处于冷点区域。5）博物馆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经济、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其中,政策和文化教育因素是博物馆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因素次之,经济因素是一般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考察2005~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向高等级城市集聚明显。②空间重心迁移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呈现“迅速-平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空间关联格局由沿海向内陆呈现出热点区-过渡区-冷点区的梯度推移态势。③三大密集型上市公司专业化空间演变形态各异,劳动密集型呈现“单核”向“双核”模式演化;资本密集型呈“破碎化点状”极化分布态势;技术密集型呈“多核心串珠状”扩散态势。④OLS回归模型显示城市区位及规模、全球化水平、投资状况、科教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共同驱动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多尺度的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工业污染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社会进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已引起全球视野的高度关注。采用变异系数、泰勒指数、EDSA及SDM模型等方法,从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探析了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指数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污染差异逐趋增大;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的工业污染指数分别呈现“东高西低、集群化、级差化”特征,且各尺度污染差异显著;工业污染重心偏向东部并呈现南移态势。② 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类型转移由简单转移过渡为复杂转移;大区保持“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污染格局不变;城市群污染呈现由北向南、由内向外跃迁格局;城市污染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缩减、碎片化向集中分布格局,且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尺度工业污染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对3个尺度工业污染均有显著影响,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环境管制强度对大区和城市尺度工业污染影响显著,工业发展水平和外资水平仅对大区尺度工业污染产生显著影响,而科技水平对3个尺度的工业污染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降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实证

利用Gini系数、E-G指数、行业地区集中度等产业集聚指标以及产业利润率、就业系数、劳动生产率等产业绩效衡量指标,基于2010年的截面数据,探究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及其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整体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较低,但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区域集聚特征明显;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区域差异与区位条件差异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旅游产业集聚总体上对产业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旅游产业集聚对产业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影响甚微。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效应分析

在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下,采用工业结构转型相关指数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近10 a来徐州都市圈工业转型速度、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且与工业经济增长明显相关,但合理化程度下降;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呈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演化趋势,但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有待增强;空间上呈现先集聚后扩散趋势,不同行业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沿东陇海工业集聚发展轴;工业专业化分工呈现以徐州为核心向外技术水平下降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工业高级化和区域工业占有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而对能源消耗和工业SO₂排放抑制作用明显,但不同尺度区域影响存在差异。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部署与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新,推动着地方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机器人正在经历从自动化工具到智能化工具,甚至向创新工具转变的过程。理论分析认为其通用性特征和技术进步效应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构建面板平滑转移回归(PSTR)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工业机器人冲击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空间上可大致划分为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高西低的冲击区。(2)随着冲击的不断增大,物质资本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受到抑制,工业劳动力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得以增强。(3)物质资本集聚和工业劳动力集聚的弹性受冲击影响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边际递增,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边际递减,最终收敛。(4)工业机器人在吸引人力资本集聚、技术要素集聚和引导消费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探索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化及其规律,可以为推进流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促进流域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利用数理统计分析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相结合,以县域为研究的基本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1995—2016年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 1995年以来,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现先快速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趋势,而相对差异则表现为波动上升后波动回落的特征;② 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存在明显的时空演变,形成了以太原市区、孝义市为中心的流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和包括宁武、静乐、娄烦、岚县、汾西、万荣等县组成的经济发展边缘区,经济空间结构的“核心-边缘”特征显著;③ 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相关性随时间呈现波动变化。流域县域经济的热点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以太原市区、孝义市为中心的流域中游地区,而流域的上游以及下游的南部则成为冷点和次冷点区。流域经济空间重心沿主轴方向向西南移动趋势较为明显,并在沿主轴和辅轴方向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扩张趋势;④ 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人口和城镇化水平以及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是影响汾河流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以嘉兴市辖区为例

通过引入区位熵的方法,构建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模型,旨在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生猪养殖污染本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律性。以嘉兴市辖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在污染治理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由向右上方倾斜而逐渐向下弯曲;在受到耕地资源约束时,会向上平移;在因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被因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盖过时,污染治理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因此,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将城镇化推进所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考虑在内。     

国际贸易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地区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非必定能够促进劳动力技能的升级。论文以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地级市为例,利用2005、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分析国际贸易对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动及技能升级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具有抑制作用,表现为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技能降级的影响;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尚未显现,进出口贸易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来看,从区域产业地理格局角度,对外贸易影响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人群的区域间流动,使得对外贸易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区位与城市规模特征间存在显著差异。沿海城市和大城市主要表现为进口贸易显著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进而带来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相对于内陆地区和小城市而言,出口贸易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地区劳动力技能呈现降级趋势。     

The impact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on air quality in China’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regional air pollution and its mechanism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which can provide scientific policy-making basis for economy-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 China.Being an important energy and industrial base,the North China Plain region has been experiencing severe air pollution.Therefore,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ir quality in this reg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air quality improvement.In this study,the average annual concentrations of SO2,NO2 and PM10 in 47 sample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region from 2007 to 2016 we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within this region.Furthermore,panel data model,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betwee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regional air quality.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overall air quality improved in the study area between 2007 and 2016,with a significant greater fall in concentration of SO2 than that of NO2 and PM10;second,provincial border areas suffered from severe air pollution and showed an appare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trend of pollution;and third,the test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odels all proved that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the chemical,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ion,electric and thermal pow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ies,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ncentrations of air pollutants,and indicated an obvious short-term impulse response effect.It concludes that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especially that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air quality,which is recommended to be put in top priority for authorities.Therefore,policies as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entry restrictions are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