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特征——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

自户籍制度放宽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异质性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表征出不同的空间格局和网络组织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各异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抽样数据,使用复杂网络理论对1995—2015年中国异质性劳动力迁移的时空格局和网络演化展开分析,并分析了格局背后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① 省际高技能和普通劳动力迁移均呈现出持续高度不平衡的空间集聚特征,承载大量人口的迁移流主要由中国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沿海地区,但这种空间不平衡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减弱趋势。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迁移距离比普通劳动力更长;②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中均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性,但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的迁移强度和关联程度均高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③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要核心节点的网络结构。高技能劳动力网络结构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而普通劳动力网络结构则呈现出变化的趋势;④ 地区经济差异、路径依赖效应、异质性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差异性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是导致两类劳动力迁移格局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城市规模与高管工资溢价区域差异分析

利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层面数据,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作检验后发现：① 高管薪酬显著地受相邻地区同行薪酬的正向影响,但更多地还是由公司情况及高管自身水平决定;② 城市规模和城市的集聚经济正相关,集聚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促进作用,形成工资溢价,不同城市规模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是产生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③ 不同规模城市等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因为不同城市厂商的生产率水平不同,大城市能够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表现为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④ 房屋价格对工资有正向影响,人均绿地面积的提高及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善,会使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超大城市可能因其生活成本及房价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对高管薪酬正向影响相对减弱。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未有决议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4个维度建立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揭示了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不同维度受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影响。就业维度主要受政府管制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主要受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基本权利维度主要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和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社会对话维度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外资的正向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对这个促进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正向调节影响。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2003～201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收入水平与人口城镇化

基于2003~2015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城市中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进行衡量,并就扩大低技能劳动力规模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过去10 a间,中国市级层面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但上升幅度存在显著的区域间差异;② 七大国土区域内部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断扩大,表明城市间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正在加速;③ SLM和SEM模型均表明,地市级层面的低技能劳动力比重、城市收入水平和城市规模三者正相关,说明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扩大其低技能劳动力比重,越有助于提升城市总体收入水平。     

中国社会升级的测度与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社会升级是指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并保障和改善其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的过程,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研究出现的一个新兴方向。针对国内地理学聚焦于经济升级、缺乏关注社会升级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测度社会升级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量模型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升级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中国社会升级指数从0.358增长至0.445;② 东部地区是社会升级的主要区域,其中又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为核心升级区;③ 社会升级在全国整体和地区尺度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省际发展分化速率得到一定缓解,中西部省份逐步追赶东部省份,重庆的发展引人注目,但东部沿海仍是带动中国社会升级的主导区;④ 经济发展、产业创新、经济全球化、劳动力技能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区域社会升级,反映了社会升级受全球和地方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快速并非一定带来社会升级,促进社会升级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为在宏观层面分析社会升级提供了量化方法,对促进认识社会升级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起到补充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的建议以及未来研究启示。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口规模条件下非农就业增长机制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② 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的增长趋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呈现出收敛趋势;③ 连片特困地区县域间非农就业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地方性因素和地理结构因素共同影响了连片特困地区的非农就业增长。初始就业水平对非农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地区经济总量、金融资本可获得性、产业结构、基础教育水平、邻近省会或特大城市的市场区位条件、平坦湿润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④ 不同规模县域非农就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可以为促进贫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推动新时期贫困治理与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长江中游退田还湖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与途径

本文在对洞庭湖退田还湖地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退田还湖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征与制约因素。结果发现,该地区总体劳动力转移的比重很低,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能满足城市劳务市场的需要,另外,农民外出打工就业信息不畅、成本较高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有: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与布局,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乡镇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发展湿地生态旅游业,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异地转移     

中国出口贸易的地理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84年~2013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市场的地理格局正进入深度重构期。根据1984年~2013年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灰色关联度等方法,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促进新时期我国出口贸易政策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贸易地理集中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三个重要演化阶段存在差异化的主导影响因素;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比重和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成为两大长期性影响因素;近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灰色关联序呈现不断提高趋势。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2)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3)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出口贸易的地理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84年~2013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市场的地理格局正进入深度重构期。根据1984年~2013年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灰色关联度等方法,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促进新时期我国出口贸易政策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贸易地理集中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三个重要演化阶段存在差异化的主导影响因素;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比重和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成为两大长期性影响因素;近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的灰色关联序呈现不断提高趋势。     

贸易风险经济影响与区域分布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风险。因此研究贸易风险及其区域分布对于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贸易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实证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于地区经济的成长和就业的增长尤其重要;然而,过分地依赖出口,将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健成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贸易依存度高的地区一旦出口受阻,则会带来失业增加、产业受损等不利后果。对广东省贸易风险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贸易风险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等地区。这对贸易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全球经济有衰退趋势时,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应提前做好贸易风险防范的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采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与驱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发展问题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新结构经济学通过要素禀赋的内生驱动，产业梯度转移通过竞合效应与传导机制，顺向投资通过效率寻求型顺向投资、市场寻求型顺向投资和资源寻求型顺向投资，进出口贸易通过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贸易结构先导效应、市场规模扩张效应共同驱动粮食产业优化升级；② 东北地区粮食产业发展面临粮食增长不稳定、增速不可持续性、种植结构需要继续优化以及种植质量和农产品效益亟需提升的问题；③ 未来东北地区需要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粮食产业链价值增值为着力点、以顺向投资为重要途径，以进出口贸易为突破口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     

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变化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商品门类数据，对2003年以来东亚地区制造业贸易网络及其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首先，由进出口贸易网络可知，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周边国家；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国家也逐渐参与生产网络分工，不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其次，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早期“三角贸易”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陆上交通工具，但是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参与度的提升该模式逐渐在削弱。最后，东亚边缘国家对大国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小范围区域内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     

贸易壁垒、市场相关多样化与城市出口韧性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上升,许多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的出口韧性已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普遍关注本地产业结构与区域韧性的关系,发现多样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缓解贸易壁垒造成的外部冲击,但是较少探讨外部市场结构的作用。本文使用2001—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贸易数据,引入市场关联概念,首次构建市场相关多样化指标,研究在贸易壁垒冲击下,中国城市出口市场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市场相关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出口韧性,其可借助互补性的出口经验和风险分散的市场结构,减小贸易壁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② 外资比例较高、具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城市,由于城市内部企业集聚程度高和信息交流频繁,更容易发挥市场相关多样化的作用。③ 城市相关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很难抵抗发达国家（地区）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出口韧性,积极招商引资、申请经济开发区、保持对外联系,推动企业集聚、多举办展会以促进企业间贸易经验交流,尤其是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息扩散,要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利用本地已有贸易市场信息,拓展新市场。     

中国省域消费水平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针对1978~2015年间中国省域消费水平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表明：① 消费水平格局呈明显的东西与南北集聚态势,并以东西格局为主;时序上,消费水平格局不断发生分化或翻转。② 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不仅相互之间存在差异,而且相同影响因素也存在时空异质性,表现对不同时段和不同等级消费地区的作用程度并不一致。③ 不同等级消费地区应实施相宜的产业、就业政策,不断完善低消费地区物流网络、提升高消费地区商品国内外流通程度,促进中等消费地区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