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技术进步路径的理论与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中国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稳步推进。为了揭示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逆梯度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环节,在理论层面上阐述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采用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衡化和生态化趋向明显且具有空间差异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逆梯度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水平均对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显著并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汽车市场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2017年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品牌汽车主要出口市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汽车市场变化对中国品牌汽车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空间自相关、新兴时空热点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分析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汽车市场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消费市场整体增长较为缓慢，销量占全球汽车销量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②不同区域的汽车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南亚地区汽车产销规模大而且增长较快；③大部分国家汽车市场主要依赖进口，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汽车市场潜力较大；④新兴时空热点分析方法识别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及印度尼西亚为连续热点、加强的热点、持续的热点等三种时空变化模式；⑤ 面板数据动态差分GMM模型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滞后一期汽车销量、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汽车产量、城镇人口等因素对汽车销量有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在中美经贸关系频繁波动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汽车市场的重要性，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国际化策略；根据“一带一路”汽车市场具有惯性效应这一特点，中国汽车企业可侧重印度、俄罗斯、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已有汽车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区域空间响应差异及形成机制

运用媒体报道的国家间合作事件大数据,构建国内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响应指数模型、合作流量模型和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国内区域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异质性,定量刻画合作流量（空间交互）的格局特征,并剖析响应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响应指数变化呈现出普遍较快增长的态势。省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小,而市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大,反映出明显的大尺度均衡化、小尺度集聚化的尺度效应。②国内区域与沿线国家的首位合作流量呈现地理临近性特征,东部沿海省份与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合作联系密切,而边境省份则具有较明显的边境贸易特征。合作流量网络的区位依赖特性突出,流量网络结构不断复杂,小流量流线始终占据多数,大流量、长距离流线数量逐年增加,辐射范围显著扩大。③经济规模、对外投资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陆路交通可达性,对国内区域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家政策的区域效应逐渐体现。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视角下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 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的合作多为国家内部合作,来自同一国家的城市在选择外部合作伙伴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内部网络和对外网络的枢纽节点。③ 影响机制方面,合作城市的质量对合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理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地理邻近性与经济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与语言邻近性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及其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分析（英文）

Unimpeded trad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prior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On 15 May 2017,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affirme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ensu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o explo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 and global trade net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rade networks using a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then estimates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rade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three trade communities and two sub-communities in the BRI trade network, in which China is the core, Russia is the sub-core of the biggest trade community, and India,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are cores of the second trade community(South Asia-West Asia). Second, it identified five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centred on China, USA, Russia,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most BRI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by the core nodes of the BRI regions, such as the China, Russia and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core nodes, and have strong trade contacts with BRI countries. Most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inly attracted by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low penetration of BRI trade. Although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ia-Australi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China as the core,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ages with BRI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