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河谷地区历史时期耕地格局重建方法探讨——以河湟谷地为例

青藏高原受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耕地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谷地区,人为因素对耕地分布范围的作用和影响极其微弱,尤其是在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前提下,耕地的空间分布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宜垦程度。本文将影响青藏高原河谷地区耕地分布的因子按其性质分为限制性因子和非限制性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排除了高原河谷地区不适宜耕作的地区,在适宜耕作的地区根据土地的宜垦程度,按"先优后劣"的原则将历史时期的耕地数据分配到空间上。选取青藏高原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的河谷地区之一河湟谷地作为实例,重建该区1726年耕地空间格局。将重建结果与已有的M模型重建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两者重建的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致性,但重建结果在垦殖范围与垦殖强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M模型的重建主要是以现代耕地分布格局为基础重建,忽略了现代耕地空间分布受现代农业技术的影响;而本文模型则是从低生产力水平前提下影响历史时期耕地分布的因子出发,重建结果更具合理性。     

欠发达地区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安徽省宿州地区为例

以欠发达地区——皖北宿州地区的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计算了5个景观格局指标。用ArcGIS软件计算了形状指数、景观类型空间邻接比例、最邻近指数、最近距离以及聚落的耕作半径,分析了该区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耕地是宿州地区的景观基质,聚落是宿州地区分布最广、斑块数目最多的景观类型;耕地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格局的重要因子;农村聚落分布受中心城镇影响明显;用缓冲区的方法求取耕作半径在耕地分布均匀地区较为实用。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转型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耕地利用转型代表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论文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双重属性出发构建耕地利用形态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1990—2015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该地区地形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且因坝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成独立高值区。②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显著热点区与显著冷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面积不断缩小,耕地利用转型较为平稳。显性形态值普遍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隐性形态值则呈升高趋势,表明京津冀耕地出现空间收缩、功能优化式转型。③ 高程是影响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空间特征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二三产业占比、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等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因素则是驱动1990—2015年京津冀地区耕地转型的主导因素,但不同时段、不同县域单元耕地转型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各驱动因子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     

东北区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格局模拟及其阈值的确定

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是保护耕地健康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以东北区黑龙江省巴彦县为研究区,运用Matlab编程,应用改进的神经网络模式识别模型,模拟研究区2016年和2021年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格局。基于突变理论,采用蝴蝶突变模型确定耕地利用系统安全阈值范围。结果表明:1影响耕地利用系统安全的空间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区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格局的演变产生极大的影响;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增减及空间分布均会对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格局的变化产生一定影响。2 1976-2011年,耕地利用系统安全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按照当前发展状况,2011-2021年,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呈现互反性,建设用地及其他农用地的增加均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未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3耕地利用系统安全状态划分为安全状态、临界状态和危险状态三种;安全状态阈值范围为[-1,-0.2),临界状态阈值范围为[-0.2,0.2),危险状态阈值范围为[0.2,1]。4按照当前的发展态势,若不采取适当措施,耕地利用系统安全将向危险状态突变,耕地利用系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清末耕地空间分布格局重建方法比较

揭示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认识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影响的基础。本文在耕地面积、人口数量、土地利用及森林分布等多源数据基础上,分别以近代耕地空间分布格局和历史时期耕地潜在分布区为边界条件,通过构建耕地垦殖倾向指数模型分配耕地面积,在1 km×1 km象元尺度上重建了清末(1908年)松嫩平原耕地空间格局,并对重建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两种方法重建的耕地空间分布范围格局基本一致,耕地空间定位吻合率约为68%。清末(1908年)耕地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东部和南部地区;2以历史时期耕地潜在分布为边界条件的重建结果,较以近代耕地空间分布格局为限制范围的重建结果更准确,更符合历史事实。     

江苏省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过程生态风险时空分异——以红寺堡区为例

生态移民过程具有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其对安置区土地利用产生最直接的变化,理论上具有显性或潜在的生态风险。以我国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集中区-宁夏红寺堡区为例,以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析法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安置区景观格局发生较大的变化,草地面积减少29 744.04 hm²,耕地、林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8 979.73、4 167.343 6、672.193 3、4 314.280 6 hm²,沙地和未利用地变化幅度较大,但其研究始末面积变化不大。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变化明显,且呈现出由集中连片式分布转向零散式的多核地域分布的变化格局,其中高度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柳泉乡的东北角、小罗山西麓地区以及大河乡的中部和西南部,较高风险区在安置区北部地区以及大河乡的中西部地区分布较为广泛,较低和低度风险区则主要分布在罗山周边地区、柳泉乡的东南部、太阳山镇的西南部以及红寺堡镇的南部等地区。研究期间安置区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大幅度减少,较高风险区和低度生态风险区面积不断增加,因此生态风险总体呈减弱趋势。安置区生态风险值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存在着空间集聚效应,说明安置区生态风险时空分布与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强度之间关系密切。     

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0.51～1.02 m的Google Earth高分影像,目视解译获取2018年青藏高原耕地数据;运用GIS和地理探测器,识别耕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8年青藏高原有耕地133.73万hm²,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异特征,其中33.27%聚集在一江两河地区和湟水河流域,76.02%和75.41%分布在距道路1600 m和距河流5 000 m范围内;②受地形、气候影响,耕地以海拔3 500～4 000 m、坡度6°～15°、年均降水量400～600 mm和年均温度0～5℃分布最集中,其它区域面积较少,呈点状分布;③耕地空间格局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和经济、人口等人文因子共同影响,以生长季日照时数、生长季降水和坡度影响最大,基本决定了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格局。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因素 ——以盐池县为例

生态脆弱性是当前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研究的热点。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盐池县为例,基于2000—2017年3期遥感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法、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研究区草地分布广泛,且面积逐年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减少44673.7 hm~2和73033.1 hm~2,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迅速,年均变化率分别为2.86%、2.15%和4.80%;(2)景观斑块数量减少,破碎度趋于缓和,不同类型景观彼此之间具有良好的连接性,景观格局趋向规则、连续的整体演变;研究区景观生态脆弱性逐年下降,高脆弱分布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高沙窝镇、花马池镇以及西部的惠安堡镇,低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麻黄山镇、大水坑镇以及青山乡等地区,且低脆弱区范围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空间自相关Moran’s I大于0.52,表明存在正相关,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和异质性,且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分布格局;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景观斑块数、破碎度、优势度以及香浓多样性指数是影响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     

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专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中国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分析了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村域环境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等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83.64%,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② 主导产业细分门类以水果、蔬菜为主,占59.45%,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且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③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15;④ 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因素影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藏高原区主要受市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较弱。研究可为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和乡村振兴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武汉市城市边缘区村镇发展模式与土地利用政策研究

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探讨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实现生态框架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诉求、城市整体空间优化与农用地资源保护协调共赢的土地利用机制。分析武汉市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特点、产业发展规划及其导向作用对村镇建设模式与土地利用政策的要求,将该区涉及的12个区、37个乡(镇、街、场)分为生态控制型乡镇、引导发展型乡镇和城镇发展型乡镇3类。以区域产业布局为支撑,构建"镇区+社区+园区"的区域村镇发展体系;将区域内650个原有村庄分为搬迁型、控制性和发展型进行社区化建设,以期为促进城市边缘区村镇发展提供模式借鉴;并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用地制度改革及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探索相关土地利用政策的应对机制。     

20世纪30年代广东古村镇墟市空间分布与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对历史地图数据及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印证,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地理权重回归模型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广东古村镇墟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及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作用。结果表明：广东古村镇墟市的空间结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呈圈层结构并具树线状分布特征。古村镇墟市平均贸易半径的空间差异、分布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等级特征等,是其“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的深化和体现。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以水驿系统为源动力,陆路交通助推了空间结构的转变,但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其空间溢出作用并未充分凸显;以人口集中为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内外联系是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内源力,但其作用的发挥也深受政治制度环境不稳定的制约性影响。     

Combining spatial data with survey data improves predictions of boundaries between settlements

Studies of land-use change often require the combination of socioeconomic survey data with spatially continuous maps of land-cover change. One approach is to define maps of land ownership, assuming that all land-use chang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owners or managers of each parcel of land. Unfortunately, records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are commonly unavailab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ohibitively costly or time consuming to map for individual projects. However, point locations of the settlements themselves can be obtained easily from existing maps or remotely-sensed imagery.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three methods – circular buffers, unweighted Voronoi polygon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iessen polygons) and multiplicatively weighted Voronoi polygons – for estimating boundaries between villages in 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West Africa. The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each approach are discussed, and their accuracy assessed using 98 independently collected GPS coordinates of village boundaries. We present a novel method for generating and optimising weights for multiplicatively weighted Voronoi polygons using survey data of village sizes from a subset of villages. By using both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survey data from villages, we show that multiplicatively weighted Voronoi polygons outperform other methods of predicting village boundaries, and increas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urveyed village area and mapped areas from 0.18 to 0.68 compared with more commonly used unweighted Voronoi polygons. Our method of weighting Voronoi polygons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data and software commonly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城市化进程中曲靖市麒麟区村镇布局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区域,村镇的布局与形态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张是城市区域对周边乡村聚落空间的倾入过程,也是周边村镇空间演变的过程。曲靖市麒麟区是云南省曲靖市中心城区所在地,以麒麟区行政范围内的镇、乡、行政村及自然村为对象,实证分析麒麟区区域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村镇空间布局与形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村镇布局形态与中心城区的空间关系,提出村镇形态发展的建议,为西部地区的区域城市化建设提供依据。     

澜沧江干流大型规划电站影响区关键人文生态对象识别与敏感度评估

在对澜沧江中上游干流规划电站（苗尾水电站以上）开发影响区实地调查、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通过确定影响区内4个县16个乡镇范围内关键人文生态对象,利用ARCGIS和Googleearth软件分析技术,并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关键人文生态对象的重要性和地域分布特征,就其对水电开发的敏感度进行5级评估,得出主要结果：（1）关键人文生态对象包括6类：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特色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和A级景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康普乡和石登乡的敏感度最高,兔峨乡和功果桥镇次之,而巴迪乡、维登乡、攀天阁乡、中路乡、营盘镇和苗尾乡的敏感度最低。     

宁夏扶贫工程与引黄灌区开发中的吊庄移民

宁夏回族自治区针对南部山区的巨大扶贫工程和北部引黄新灌区的开发，实施了吊庄移民的新举措。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先后创建２０多处吊在基地，开发土地５．４×１０￣４ｈａ，将南部２０余万山区农民有组织地迁移到北部新灌区的吊在安家。本文就吊庄移民的理论基础、主体特点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概要的分析讨论。     

湖南传统村镇感应空间规划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规划界只注重村镇的功能规划,而忽视其感应空间的规划。根据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一定的感应空间影响着一定空间中的人的行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大批传统村镇,其感应空间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封闭、保守、内向等文化特点,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市场经济的灵活、进取、外向等要求。文章以湖南省传统村镇为例,探讨了湖南张谷英村、德夯村等传统村镇感应空间的特点及其现代规划的原则和方法。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