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a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山东省具有代表性的104处乡村休闲旅游地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等方法研究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丰富,可以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村文化类、特色村镇类5个一级类型,农业观光示范园、自然风景区等17个二级类型;②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③ 五大类型中特色村镇类和乡村文化类集聚程度高,休闲观光类和农业科技类数量多、布局分散;④ 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交通区位是影响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多功能视角的贫困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以重庆市茶山村为例

在梳理多功能理论的基础上,以村域为研究单元,结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探究贫困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茶山村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形成了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乡村地域产品生产、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生活保障的多功能发展;②驱动茶山村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地域系统外部的市场、政策、交通、技术、人才、资金因素和内部的资源本底因素,市场是根本因素,政策是关键因素;③乡村振兴是对脱贫成果的巩固,贫困村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基层组织管理等关键领域着力,强化地域功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欠发达区地理环境对专业村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理性小农”、“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和“距离衰减与邻里效应”理论,并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建立了解释专业村形成机理和形成类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方法推理了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专业村的形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0 年河南省的专业村数据,选择地形、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环境变量和16 类专业村的虚拟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村环境资源条件对专业化率有显著影响:① 村劳动力资源越多,专业化率越低;② 村土地越多越利于专业化生产;③ 村离县级市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村;④ 具有批发市场可以提高所有专业村的专业化率,对养殖业和加工业专业村更是如此;⑤如果其他环境相同,丘陵地区的专业化率比其他地区低;这主要与丘陵地区交通条件不畅、人均耕地较少等有关。采用定性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专业村有所不同。土地丰裕程度对茶叶、林业和水果种植等类专业村形成有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对花卉等专业村的形成产生影响;地域通达性对水果、蔬菜和花卉等时鲜产品专业村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可以制定相应的适宜专业化发展的引导政策。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江汉平原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

依据国土空间用地GIS数据及村镇统计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及分形学方法,探索江汉平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类型及空间体系特征。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因其内部自然环境基质的差异,形成了“二类四型”聚落空间形态:低丘岗地地域,主要是均衡镶嵌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高密度（斑块）低丘点状形态及中密度（斑块）岗地团块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出“星点”式空间结构;河渠水网地域,主要是轴带依附型聚落空间形态,可分为低密度（斑块）滨湖弧带形态和中低密度（斑块）河渠直线形态2种亚型,此类聚落形态的村镇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江汉平原“二类四型”乡村聚落形态及空间体系结构在长江中游平原水网农区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为此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乡村居民点体系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     

还原论与农户地理研究

依据科学研究的还原论方法和数学逻辑,分析指出农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组织单元是农户。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组织学相关原理,建立了农户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农户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研究、农户区位研究、农户发展环境研究、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研究。除了单一农户研究之外,农户地理还包括通过正式联系或非正式联系所形成的农户群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户在农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户与地理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轨迹及其相互印记又决定了农户地理研究在地理学中的特殊意义。沿着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理论。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

村镇居民出行特征是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乡村交通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19个建制镇的村镇居民的跨区域出行规律,揭示村、镇、县、市之间相互联系特征,并应用多水平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eologit）,分析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小城镇服务设施供给、区位和对外交通便利性对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频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地区传统地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村-镇-县”等级结构模式依然是主体,但“村-县”和“镇-市”的联系在增强;对村庄居民来说,县城一级服务地的服务和商品的重要性凸显;乡村居民跨区域出行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中部地区,平原和丘陵地区居民出行频率高于山地、高原地区,地区间差异随出行目的地等级提高而更加明显;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全覆盖,地理区位和交通设施条件不再是影响居民城乡联系的主要因素,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出行需求、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拥有率提升等因素对居民跨区域出行的影响在增强,通过“大修大建”乡村公路来促进城乡联系的传统做法需要进一步深思。     

中国村庄宅基地空心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