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老字号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开封市区为例

老字号是古城商业文化的精髓,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最近邻指数法、标准差椭圆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开封市老字号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网点分布呈现"一轴一带两区"的集聚形态;(2)老字号的类型不同,其经济活动区位具有显著分异,商务类和大众类老字号网点分布具有较大差异;(3)对老字号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宏观分析发现城市发展战略、历史变革、产业活动、老字号自身发展等均对老字号空间布局的均质性和集聚性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功能区对老字号的选址和布局有着直接影响;用地理探测器软件进行影响因素微观分析发现因子贡献量逐渐减小且任意两个因子交互后影响力均表现为相互增强。     

黄山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黄山市2014年卫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黄山市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黄山市聚落密度整体分布较为稀疏,但存在"中心城区"集聚分布的特征;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黄山市乡村聚落形态镇(乡)域分异明显,整体上看东北部较西南部复杂。海拔、坡度、交通、中心城镇、人口、经济、规划、政策等因子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都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随着区域海拔和坡度的上升而减小;2)乡村聚落规模随着距交通线和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与乡村聚落规模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的相关性,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乡镇,其聚落规模也较大;4)规划、政策等也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调控和引导作用。虽然不同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质,但是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最终形成是地形、区位、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演化

构建城市竞争力多指标体系,从空间分布视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结构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格局整体呈三大"核心(一主两副)—边缘"板块结构,且保持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时空演变呈"总体锁定,局部变动"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力分布具有总体格局的均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和内部竞争结构的异质性;(3)5个主因子空间分异显著,仅第一主因子与综合竞争力空间耦合良好,第一、第三主因子重心迁移轨迹趋向几何中心"均衡点位"。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以重庆万州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变化的驱动力研究是乡村聚落演进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重要依据。以三峡库区重要区重庆万州区为研究对象,选择库区蓄水前(1995年)和后三峡时代(2012年)为时间节点,进行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的识别,并以村级范围内乡村聚落变化率为因变量,选用地形综合指数、道路、城区中心、三峡工程、人口变化率、农民人均收入变化率等12个因子为自变量,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村级范围内的乡村聚落变化率呈明显"东增西缓中减少"的空间分异特征;乡村聚落演变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驱动因素综合作用,其作用范围和影响程度不同导致乡村聚落演变模式出现差别,根据驱动力作用程度和乡村聚落变化率值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分为自然演变、加速演变和剧烈演变等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库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中国美丽乡村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2014年、2017年、2020年对应的140、560、1216个美丽乡村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美丽乡村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究美丽乡村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异。研究表明：① 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增强,主要集聚区呈现“带状-网状-面状”分布的演变趋势,热点区由沿海地带向内扩散。② 美丽乡村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各影响因素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度呈显著差异,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5A级景区、人口密度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最大。③ 主要影响因素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存在空间差异,且局部不平衡性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分析单元具有呈块状与带状的聚集特征。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与分布格局

以广州都市区118个街道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从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4个方面构建城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四边形"面积测度方法分析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分异格局;对比4个社会空间质量评价子系统格局的差异特征,研究不同圈层社会空间质量的差异性规律,并总结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1)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核心区→中心城区(或旧城)→近郊区递减的圈层式分异结构及其局部扇形扩展结构。2)核心区外不同方向的扇面扩展区在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方面各具优势,形成了4个子系统不同的分异结构。其中,北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东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职业阶层和教育水平,西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好的人口稳定性。3)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功能结构演变和住房价格分异是社会空间质量分异结构形成的核心驱动因素。     

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模式

不同职能类型商业中心识别对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意义。与传统识别方法相比,大数据的分析更为精确和便捷。本文以广州市核心区59125条城市热点(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统计分析、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的边界,探索其商业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商业结构呈现明显双核集聚式分布,传统的越秀分区与现代的天河分区构成当前广州市商业空间的双中心;②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其中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在越秀区,商务与金融中心在天河区,休闲娱乐中心呈现分散集聚式特征;③广州市商业结构的空间模式是“圈层+组团”式分布,其中,生活、公共服务、商务职能集中分布于内圈层,娱乐休闲职能呈组团状镶嵌于各圈层中。     

扬州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与模式演变

以2001-2012 年扬州中心城区各居住小区的住宅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建立住宅价格总体分异测度指数(GDI) 计算其总体分异趋势及各住宅类型内部的分异趋势;采用核密度函数等方法探索住宅价格的分布形态和分异格局的演变规律;利用趋势面分析不同住宅类型价格的空间分异趋势;基于上述结果总结空间分异的演变模式,并分别探索空间分异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扬州市住宅价格差距显著增大,分异趋势在波动中增强,与城市住宅均价的年增长率耦合;住宅价格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同档次价格小区由空间集聚转为相对分散,高、低价格住宅区分别沿固定扇面由中心向外围扩散。②不同住宅类型内的价格分异走势差别显著,各类型住宅间的价格趋势面差距明显,但其空间形态类似。③ 空间分异模式由2001 年西高东低的扇形同档次价格集聚式分异转变为2012 年扇形与圈层相结合的多档次价格混合式分异。④ 2001 年以来住宅价格总体分异的核心驱动力是城市居住空间的迅速扩展、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住宅类型的多元化,其住宅价格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力为城市发展方向的确立与变化、特定住宅类型建设的区位指向和古城保护、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黄淮海平原非农化土地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乡村土地非农化问题是当前乡村所面临的"乡村病"之一。对传统平原农区非农化土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黄淮海平原县域数据,选取乡村非农化土地相关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多元回归的方法解析了非农化土地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黄淮海平原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占据非农化土地的比重最大;(2)黄淮海平原不同非农化土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典型的带状或组团状格局,如沿太行山东麓带、环渤海经济圈、黄河经济协作带、沿京九和陇海铁路线轴带等;(3)黄淮海平原乡村非农化土地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县域人均GDP、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乡村人均一产增加值、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6个变量,自然因素则不显著;(4)黄淮海平原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化发展有待提升,工业园区建设用地集约化发展初见成效,非农化土地空间分异影响因素与其他建设用地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呈现出驱动逻辑的一致性,政府财政导向的发展道路仍是主导。提出了破解乡村土地非农化问题的建议。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中心区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从9类47个变量中抽取出5个形成广州市社会区类型的主因子,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把广州市中心区划分为七类社会区,并把形成广州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五类.通过与1985年类似研究结果的比较,发现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现象更趋明显,具体反映在人口“外溢”、居住条件改善及新开发区的形成等方面.最后就如何引导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讨论.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总体呈"东聚西散、南多北少"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总体趋于凝聚态势,变异系数高达227.95％,为显著集聚型分布.2)各区域间密度格局差异较大,呈现"南北两核心、东西两节点,中部'工'字贯穿"的分布形态;全国尺度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莫兰指数为0.252,表现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冷热点分布呈不均匀状态;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关政策、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为强势影响因素,旅游接待能力、市场潜力为中度影响因素,地形特征为相对弱势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