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城市建筑的空间分布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手段、景观生态学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等指标分别研究了兰州市各区、功能区、各组团、各圈层现状建筑的空间分布与组合,以及城市资产、土地强度的空间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住宅、工业、商务三类建筑是兰州市建筑的绝对核心类型,空间分布均衡而广泛,且工业建筑向外围迁移过程中存在全域分散化特征：兰州市各区建筑用途复杂程度、多样性和均匀性由中心到外围大致逐步降低,优势度逐渐增加,组团分布特征显著而强烈;建筑更新具有明显的全域化和快速推进特征;建筑用途空间组合、建筑容积率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波动性较为显著：建筑用途多样性、建筑容积率等指标高或低的“插花”分布现象相当显著;住宅、工业建筑更新与空间分化是城市建筑更新、建筑用途空间分化与组合及其变迁的核心动力因素,单位制模式的影响依旧强烈和深刻。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并不断重构着大城市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城市空间剥夺、弱势群体边缘化、郊区社会空间“破碎化”、“城中村”等构成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典型问题特征。基于问题导向与实践需求,从单位大院转型、住区混合开发、边缘区治理、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以及政府与规划的调控等角度,提出了治理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对策要点。     

城中村可持续更新路径探索——以长沙后湖黄鹤村为例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该模式强调：在对象维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可持续发展;在过程维度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合作治理。通过长沙后湖黄鹤村政府总体统筹、企业承包、村社筹房协作的多方合作更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迁而不拆+整体开发+综合整治”的更新路径进行了评析。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式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保护村落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不涉及农民自建房产权性质的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在更新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化、农民生计风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研究是一次运用可持续性科学理论解读城市更新实践的尝试,为促进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新思路,可为中国城中村更新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文化身份视角下移民城市的城中村更新模式探讨——基于新加坡与深圳的实证研究

选取新加坡和深圳的3个城中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文化身份的理论视角切入,剖析移民城市的城中村更新的文化塑造过程;指出要理解文化身份的内涵与本质,需要理解地方蕴含的全球性与在地性、过去与现在这两组关系。在解读宏观文化政策的内在政治和经济推动力的基础上,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资料,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比较探讨典型移民城市城中村的更新模式、政策机制及社会影响。结果发现,2座城市在对待文化身份尤其是移民文化的态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更新效果。新加坡案例以实际生活在此的移民群体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塑造地方特色,并提供公屋政策支持,因而能够在发展展示经济的同时保有社区的延续性。深圳案例则是人为选择和指定某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作为特色加以强调,发展文化旅游经济,这种方式塑造的文化身份与原有社区和住民的关系不大,最终导致地区的高档化,使得大部分移民群体被驱逐、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研究认为,文化身份的选定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的使用,代表的是城中村更新主导方的价值取向。而身份认同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代表了群体对城市空间的社会权利。因此,文化导向的城中村更新应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关注其长期积淀的社会关系和特定人群需求,而非物质空间的表面意向,才能实现更为公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城市复兴。     

“文创+”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的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多层次视角的分析框架

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中的空间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博弈与产业用地发展权重构问题,是当下城市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转型理论中多层次视角的形势、体制与利基为立足点,深层次挖掘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转型创新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制,提出一种不同层次多种因素间相互作用、动态演化下理解中国老工业园区更新空间治理的方法。该解释框架被应用于上海上钢十厂园区更新转型中,通过关注2004年后两次更新转型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上钢十厂的更新转型是由宏观外部形势、空间利基创新、空间体制转型三个层次互动而实现的,上钢十厂两个阶段的更新均在产业转型、城市发展需求变化等宏观形势下诞生创新“新奇”,政府、社会团体或企业等空间治理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推动“新奇”合法壮大并形成利基,在空间资本积累、产业类型转换中,驱使空间体制成功转型,其本质是利基层的空间创新“新奇”在宏观形势或空间体制要素的影响下解构重塑空间体制的过程。城市更新促进了老工业园区产业转型,提高了环境品质、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效益。多层次视角能结合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的外部环境、内在驱动因素和演变过程等多方面,有助于从动态演化维度理解城市更新空间变迁及转型治理的内在机制。     

历史文化名城改造中城市更新概念的衍生、想象和认知局限性——以佛山岭南天地“三旧”改造为案例

以佛山市“岭南天地”(祖庙-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的“三旧”改造为案例,讨论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改造中城市更新概念的衍生、想象及认知局限性.尤其侧重于概念运用在历史文化名城老城核心区更新中的作用、价值及其在更新实践中的推动或限制因素.研究显示,“三旧”改造概念作为城市更新理念与佛山城市旧区改造的现实问题相互结合而衍生的“应景”产物,在运用中凝练了更新主体(地方政府)对旧区改造发展的愿望、想象和认知倾向.这使得“三旧”改造概念在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中的应用存在部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三旧”改造发展模式及其想象展望也可能只是地方政府及开发商谋求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一种手段.此外,研究显示,“三旧”改造概念只被地方政府和投资人用作组织与寻求他们各自关注点的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概念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与之相关联的资源,以及一种供使用、阐释、替换的语言.至于这个概念对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的实用性,则似乎关注不够.     

城市再生:21世纪中国城市化趋势

城市再生是城市化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经历了5次变化,即城市重建、城市振兴、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和城市再生。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连续性。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引借了“城市有机更新论”。21世纪我国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城市再生之路,城市再生是新世纪内涵式、质量型城市化政策的必然选择。我国城市再生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5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郊区化”与“中产阶层化”、城市社区建设与就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城市再生的法制建设、规划和管理。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制度约束与路径选择——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治理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从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入手，探讨其与外向型乡村城市化以及相关制度约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高密集城中村空间现象的形成过程。同时，对近年来珠三角各城市治理与改造高密集城中村的相关模式与对策进行梳理与评价，指出目前珠三角各城市的城中村治理中的挫折与困境（适应性效率不足），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宏观制度供给结构与先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制度落差，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城中村的最终都市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中针对目前城中村治理改造的问题与困境，提出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空间治理予以重视的若干政策思路。     

基于POI数据的郑州市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服务于居民的文化设施兴趣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演变,并从宏观的空间形态和微观的集聚中心2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影剧院5类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数据引入居民行为因素探究对文化设施空间形态的影响,并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的方向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① 10 a来郑州市文化设施增长迅猛,由传统文化形式占优势转变为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占优势;② 不同类文化设施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各类文化设施的集聚特征与其自身特点和城市实际发展情况相关。③ 居民可支配时间、消费习惯、居民文化水平等居民群体因素对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且不同因素对不同类文化设施的影响大小有较大差别。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方向的建议：① 加强市区东北部和东南部文化设施建设;② 多注重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类设施的建设,迎合居民逐渐转变的精神与价值观趋向;③ 尝试文化设施的综合性布局和多用途开发;④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综合考量不同居民群体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程度和类型。     

台湾地区历史地段城市更新经验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自1895年实施城市规划至今已百余年,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旧市中心区及老旧衰败地区问题也逐渐浮现。城市历史地段的更新横跨了城市更新及文化遗产保护2个研究领域,与一般旧市中心区的更新相比情况也相对复杂。历史地段是城市之中最为老旧的区域,但在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仍须顺应时代的变迁及居民现代化生活的需要。首先,梳理了国际上与台湾地区的历史地段更新思潮演进,其次,对台湾地区目前历史地段更新规划的相关法令、实施方式及更新理念进行介绍。以台南总爷老街为案例,说明历史地段的更新是如何整合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于物质环境改造手法之中,借由整建维护的更新方式达成促进城市整体发展的综合性目标。透过检讨台湾地区近40年的城市更新政策实践的经验,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为中国大陆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更多借鉴。     

西安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基于网络文本的分析

基于空间剥夺理论,选取123份网络文帖,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方法并借助SPSS 17.0软件分析西安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结构。西安城中村改造加剧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从资源、情感和机会三方面形成了多重剥夺结构。在资源空间剥夺中,主要产生了由居住、餐饮、娱乐、购物构成的生活类型空间剥夺;情感空间主要体现在与梦想、氛围、怀恋、热闹、亲近等词汇相关的诸多方面,并随着其物质载体的消逝而产生了情感空间剥夺;机会空间剥夺表现在降低其社区资源的可接近性,主客观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去留。在此基础之上,对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城中村传统宗族文化的重构

祠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经历着重构。以广州城中村猎德、珠村内的祠堂及其所承载的宗族文化为考察对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两个代表性祠堂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村民生活及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后发现:1祠堂空间作为承载传统宗族文化的"场域",其空间形态与村民行为模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重建后的猎德祠堂为了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与珠村古祠堂明显的差别;2在转型时期宗族文化的重构体现在祠堂传统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被娱乐活动所取代,休闲和宴席成为村民在祠堂中的主要活动事项,与古祠堂相比,猎德新建祠堂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盈利性场所;3作为宗族文化景观的代表,祠堂空间形态演变反映出村民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宗族文化衰退、重构的直观明证;4 20世纪以后在夫妇制家族时代,村民的宗族意识在逐渐衰退,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当村落整体文化环境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巨变时这种衰退会加速。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场域"和聚落环境的探讨不仅为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深层次理解建筑及其环境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基于AHP-SWOT法的大城市中心区历史文化型轨道交通站域更新策略研究——以天津市和平路站点为例

对天津市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站域进行分类,以和平路站点为例,结合AHP-SWOT分析法,对历史文化型站域更新的内部优势、劣势因素以及站点建设带来的外部机会、威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和平路站域更新的内部优势略大于劣势,外部机会远大于威胁,更新策略的重要度依次为开拓型战略(S-O战略)、调整型战略(W-O战略)、保守型战略(S-T战略)和防御型战略(W-T战略)。提出和平路站域更新应利用轨道交通带来的地下空间建设、功能复合、人流聚集等有利因素,对片区的氛围营造、可达性改善、城市肌理保护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造提升。同时克服历史街区的建设限制,转变更新重点,积极维护历史文化的社会载体。     

城市功能空间更新研究进展与新时期重点方向

文章首先基于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界定了城市功能更新的概念内涵，进而围绕城市功能更新背景与演替轨迹、城市功能更新类型与组织模式、城市更新空间模拟识别与评价、城市功能更新驱动机理与规划调控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更新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所处阶段紧密相关，更新运作模式体现为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等多元合作倾向，更新判定趋于多源数据融合辨识，更新策略的制定受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市场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基于此，伴随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调整，城市功能更新研究更加重视对更新实践的科学性认知、空间治理能力的精细化转向、治理理念的人本化回归，并主要聚焦城市功能更新理论体系与实操框架的构建、功能业态演替特征的精细考量、更新调控的因地施策等新时期研究热点。但既有研究主要从城市与区域宏观尺度上对单一功能类型的更新模式进行定性描述，对微观视阈下精细功能业态演替的多时相认知与客观评价仍显不足。为此，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功能更新应重视加强微观空间尺度下功能业态更新模式的多维度量化解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系统学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基于服务空间视角的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扩展研究

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功能空间迅速扩展引起了广泛关注。以长春市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为数据源,借助ArcGIS和SPSS软件平台,引用多种模型基于服务空间视角研究了1995年以来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扩展的特征、效应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1995~2013年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迅速,扩展模式整体上以圈层式近域扩张为主,城市与服务空间整体的偏离问题始终存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服务空间明显滞后于城市空间的扩张。② 城市空间快速扩展产生了城市蔓延、功能空间失衡和城市功能空间的优化升级等效应。③ 行政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和人居环境水平的提高是城市功能空间本质内涵扩展的社会经济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