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并不断重构着大城市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城市空间剥夺、弱势群体边缘化、郊区社会空间“破碎化”、“城中村”等构成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典型问题特征。基于问题导向与实践需求,从单位大院转型、住区混合开发、边缘区治理、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以及政府与规划的调控等角度,提出了治理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对策要点。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测度及影响因素

生态移民村是一种具有扶贫脱贫与生态保护双重意义的特殊乡村类型,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对象。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剥夺现象,是当前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探究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规律,以宁夏70个生态移民村201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收入就业、教育培训、社会生活、居住环境及公共服务可达性为主要内容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显示：①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整体水平较低,但总指数均值相对于非生态移民村显著高出0.023;②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总指数均值在时间上呈现“先较低—后上升—再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北部低—中部高—南部次高”分布;③ 民族构成、地形地貌、移民时段、依托资源和经济区带是影响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的重要因子,前3项对空间剥夺总指数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22.4%、10.6%和14.0%。空间剥夺水平测度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评价和政策调整完善提供新的客观依据,相关部门可据此优化调节生态移民村空间资源配置,增加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推动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② 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③ 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

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衍生出了一系列区域剥夺行为, 这种行为主要是指强势群体和强势区域基于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强制手段掠夺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项目、政策偏好、生态、环境容量, 转嫁各种污染等的一系列不公平、非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行为; 这些区域剥夺行为具有强制性、垄断性、层次性、等级性和貌似合理性等基本特征; 区域剥夺的内容包括对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容量、资金、人才、技术、劳动力、重大建设项目甚至政策等的剥夺; 政策空洞与调控失控形成的剥夺惯性, 利益驱动形成的剥夺动力和弱势群体透支形成的剥夺温床是产生区域剥夺行为的主要成因; 剥夺的后果表现为空间开发失调、资源配置失衡、政策调控能力受限甚至失效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延缓。最后从意识形态、政策制定、制度建设、空间扩散和和谐发展等五大方面提出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消减区域剥夺行为的路径选择。     

中国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分析中国335个地级单元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流动人口的个体因素、流入地区的社会因素和流动因素3个方面分析对医保参保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空间格局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格局,高参保率地区主要沿陇海铁路线分布,低参保率地区聚集于东北三省和新疆地市。(2)地级单元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整体呈现空间集聚形态;参保率热点区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冷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3)工资水平、户口性质、单位性质、职业类型、从业结构、医疗资源和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影响显著,但对不同地区医保参保率的影响度存在明显差异。     

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制度约束与路径选择——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治理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从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入手，探讨其与外向型乡村城市化以及相关制度约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高密集城中村空间现象的形成过程。同时，对近年来珠三角各城市治理与改造高密集城中村的相关模式与对策进行梳理与评价，指出目前珠三角各城市的城中村治理中的挫折与困境（适应性效率不足），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宏观制度供给结构与先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制度落差，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城中村的最终都市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中针对目前城中村治理改造的问题与困境，提出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空间治理予以重视的若干政策思路。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时间利用以及生活 活动时空间结构 ——对北京5个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城中村改造利益均衡模型构建与检验

城中村改造,实质上发生产权结构转换和利益重新分配。为进一步研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重构与均衡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构建城中村改造前后的利益均衡模型,并应用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中村改造并不是各方利益同时增加的过程,而是发生此消彼长的局面。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总产出曲线或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城中村改造中新均衡机制的形成。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深圳的城中村及改造实践启示

城中村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遭遇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城中村不仅具有独特的物质形态,更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深圳的城中村如同其城市化一样具有非常强的个性特征,文中深入分析了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社会背景和与改造有关的条件,并以土地为核心探讨了有关土地权属、一体化管理、利益格局的分配等问题.     

基于大数据的西安市国内游客情感体验时空变化研究

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的大量应用为研究游客情感体验以及探索其时空变化提供了新的数据源。采集3 a间西安市国内游客微博签到数据,运用热点格网图法、Getis-Ord Gi*方法和X-means聚类方法,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个维度研究西安市国内游客情感体验时空变化和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 城市中心、城市主轴线、主要商圈以及景区景点附近游客情感相对较高且稳定,高情感体验区域主要分布在曲江新区和西安古城旅游区。（2） 消极情感体验在西安的交通枢纽和城市边缘的空间占比高,交通枢纽主要以车站、城市进出口为主。（3） 整体上来看,3 a间西安市游客情感较为平稳,积极情感呈现“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呈现具有相似性,主要以3种类型为主：稳定型、相对稳定型和剧烈波动型。在3种类型中,稳定型的主要聚集地在城市中心、商圈附近、交通干线周边以及景区景点附近,相对稳定型占据西安市大面积区域,剧烈波动型处于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边缘。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