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城市贫困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西安市典型社区为例

基于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数据,以西安市典型社区贫困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语义差别法研究生活环境感知、熵权TOPSIS 法测算主观满意度、关联网络法分析生活感受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群体对生活环境感知存在局限性,感知能力较差,大多数人群感知结果偏向于正,形成主观感知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的特征。② 贫困群体对生活质量感知较为敏感。就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而言,贫困群体主观满意度不高,离各指标的最优状态还相差甚远。4个典型地区贫困人群的主观满意度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就生活质量感受特征而言,贫困群体对其生活状况的感受整体上是消极的和负面的,生活的不满主要与工作状况、薪资水平密切相关,生活的满意感主要与邻里关系及交通条件等有关。③ 不同类型社区贫困群体感知差异显著,形成原因与典型社区的规划建设背景、所处地理位置、现有功能定位等因素有关。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居住不稳定性"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具有典型不稳定特征,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北京、深圳、上海等9个大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分组回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因素,关注“居住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内部多次迁居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住房因素中,自有住房和选择居住在本地人居多的邻里对其健康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另外,“性别”因素具有调节效应;居住不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和自评生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健康对时空因素更为敏感和脆弱,女性健康不佳多归因于住房和邻里。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基于融入-隔离双向对比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 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在空间上形成“此高彼低”互补的分布特征。在人口流入地区和以跨省流动为主的东南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低但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高;而在人口流出地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区域,情况恰与此相反。③ 城镇购房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城市住房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要素对两类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各异。受教育年限、管理技术人员、不完整家庭化流动、家庭生命周期和城市房价仅对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已在城镇购房和流动次数仅对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有促进作用;户口性质、制造加工业人员、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和城市规模则在两类意愿中起着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相对弱势群体的城市包容性感知与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化过程中包容性价值观的缺失导致城市社会走向分化,高质量的城市化是要建设人人共享的包容城市。通过明确城市包容性感知内涵的7个维度及26个评价要素,使用2020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评价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低学历群体和外地人4类相对弱势群体的城市包容性感知,并检验个体属性、客观城市特征以及主观感知等因素对居民包容性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年龄、收入、户籍差别导致的居民包容性感知差距较大,不同学历群体的包容性感知差距较小。4类相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感知在城市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别。包容性感知因个体属性特征和城市客观特征而异,中小城市居民包容性感知显著更低,常住人口占比、住房可支付能力、人均住房面积、人口密度对于包容性感知有正向促进作用。多项要素的主观感知与包容性感知显著相关,社会治安、对弱势群体友好性、邻里关系以及综合医院的满意度是影响4类相对弱势群体包容性感知的共性因素。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整体水平并不高;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也已经形成了一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值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到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双重力量的影响,流入城市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其中,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核心要素,对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过于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特征和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对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