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城市居民作为体育休闲市场的主体,对其行为意向展开研究,对于发现城市体育休闲市场一般特征、开拓相关体育休闲市场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长沙市民抽样调查得到基础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分步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所阐述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都与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且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体育休闲行为意向的影响效果较明显,但该理论提出的主观规范变量及个人特征变量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意向的结论并没有得到显著证实.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度量研究进展及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智慧城市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侧重于将信息技术用于城市建成环境和人的行为分析,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本文对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形式量表的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满意度的度量主要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代表;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条的Gurin量表与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和PANAS量表。针对短期情感体验的调查,还发展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等专门的方法。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仍以自陈量表居多,其中存在很多测量偏差。基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和西方地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了值得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几个话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和相关研究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研究

休闲满意度研究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采用Beard等编制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浙江省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宁波城市居民对休闲带来的放松体验最满意,教育功能和审美体验次之,身体和心理满意度相对较低,而社会满意度最低。②审美满意度、身体满意度和心理满意度对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审美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心理满意度和身体满意度,而放松、社交以及教育满意度对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未获支持。③构建的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与差异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差异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客观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感指数和福祉差异系数,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及其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空间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城乡居民福祉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城镇和乡村居民福祉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665 3、0.570 4提高至2015年的0.761 5、0.683 0,上中下游由低到高的梯度变化明显。2）城镇居民福祉水平略高于乡村,城乡居民福祉差距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福祉差异系数由2005年的1.166 3降低至2015年的1.114 8,下游缩小幅度相对较大。3）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及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乡村居民福祉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4）城乡居民福祉水平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基本住房、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福祉水平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水平低的地区。5）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迅速提升,在缩小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居住迁移背景下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差异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更加复杂。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和选择受到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邻里环境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论文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数据,选取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712个样本,并按生命历程阶段分别构建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邻里环境对个体幸福感影响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存在差异,邻里公共环境的整洁性更有助于提升青年早期的幸福感,邻里关系的和睦性更有助于提升老年阶段的幸福感,而设施的便利性在整个生命历程阶段都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感。居住迁移对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阶段更加明显。随着迁移时长的增加,感知邻里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到强化,而客观邻里环境的影响不断削弱,邻里环境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短距离迁移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

以2013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休闲活动频次及时长、休闲活动的时间集聚、距离分布、时空分布密度和时空集聚特征等方面分析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工作日家外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休息日以休闲型为主,高阶层居民比低阶层居民在工作日休闲活动时间长,休息日活动频次高;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受生存型活动时空约束明显,各阶层在休息日的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明显增长,主要集聚于近距离;居民休闲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工作日早晚活动空间变化大于休息日;低阶层居民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白天收缩,中高阶层以上居民工作日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休息日收缩。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