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干旱区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与生态影响——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生态移民是西部乡村振兴及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有效途径之一,探究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与生态影响,有助于区域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典型的西北干旱生态移民搬迁区域为例,从县域空间视角出发,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动态度、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和植被恢复度（Vegetation restoration degree,VRD）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8年古浪县生态移民空间迁移和植被恢复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10—2018年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表现为地势由高到低、坡度由陡到缓,交通导向和空间聚集,共计移民6.24×104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20.20%。（2）2010—2018年研究区NDVI在时空上呈现南部迁出地持续增长,北部迁入地先降后升的“V”型趋势。整体移民区NDVI最小值从0.10增至0.15,增加50.00%、NDVI最大值从0.52增至0.72,增加38.46%;移民安置区NDVI最小值从0.10减至0.09,减少10.00%、NDVI最大值从0.66增至0.72,增加9.0...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甘肃省县域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中国重点农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机理——以江汉平原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干旱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宁夏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限制旱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厘清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探究典型地区乡村振兴的资源环境分布特征及问题所在,是新时期旱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以宁夏为例,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PS-DR-DP(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力-提升力)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模型以及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探究干旱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宁夏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在各县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沿黄灌区承载力高于南部山区承载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总体上宁夏全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度都较低。针对每个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优势和劣势,将宁夏分为高承载-集聚提升区、高承载-特色保护区、中承载-生态恢复区和低承载-生态保育区4个区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在宏观层面上谋划振兴路径,还要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调控以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及对策

基于乡村脆弱性本质内涵,构建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遴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条样带,深化分析中国乡村脆弱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整体上处于较低脆弱度和中脆弱度阈值区间,并具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博台线”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东北部乡村脆弱性偏低,西南部乡村脆弱较高。② 外部性环境因素是诱发乡村脆弱性的先导因素,生态暴露、生态敏感和生态适应构成的乡村生态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经济暴露、经济敏感和经济适应构成的乡村经济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核心影响因素;社会暴露、社会敏感和社会适应组成的乡村社会子系统也是乡村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以“地理区位、乡村脆弱性主导驱动因素和脆弱性程度”为依据,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划分为8个地域类型区。不同类型区域,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破除地区根植性和路径依赖,增强乡村地域系统扰动源的预测和监测,并对系统自身敏感性进行科学管制,提升乡村系统的适应能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 ²,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 m、降雨量1100~1200 mm、年均温15~19 ℃、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研究

村庄分类作为乡村地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手段,是认识和明晰区域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综合考虑地方主观发展意愿,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框架,按照“政策影响?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村庄类型,并以西峰区100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梳理现有政策文件,识别出54个村庄的类型,这部分村庄特征相对显著;其余部分村庄通过“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耦合分析,确定其发展类型;(2)村庄发展潜力与在地发展意愿不完全耦合,其中“高潜力-低意愿”及“低潜力-高意愿”各占39.13%和6.52%;(3)西峰区村庄最终分为就地城镇化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及搬迁撤并类等六种类型,论文据此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及措施建议。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