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人机航拍照片的西安城市形象感知研究

随着消费级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航拍摄影资料成为城市形象感知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论文基于社交平台“天空之城”获取的西安市无人机航拍照片、简介文本和拍摄地位置等信息,综合运用计算机视觉图片分析、计算机文本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无人机视角下的西安城市形象。研究发现:① 无人机航拍照片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周边郊县较为疏散,呈现“内密外疏”的空间格局,其核密度最高值区位于三区交界的城市中心地带,为南北向的“哑铃型”布局;② 视觉形象侧重对现代城市景观的描述,以人文景观类照片为最;③ 情感评价整体趋于积极正向,在主城区热门景点两极分化明显。最后,探索了无人机视角下城市形象建构与提升的综合机制,并对西安城市形象建设和无人机使用政策提出优化建议。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与可达模式研究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基于网络游记的青岛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由行的广泛参与,以网络游记为代表的旅游信息逐渐增多,为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提供了可靠数据源和新的视角。从携程旅行网与马蜂窝网站采集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3 a的青岛市网络游记并清洗、归纳,共得1 891篇有效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共131个城市,结合统计分析及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深入探索青岛市国内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青岛市国内客源市场可按客源城市游记样本数量指标划分为核心层、次核心层、中间层、次边缘层、边缘层5个层级,“胡焕庸线”两侧差异显著。② 客源吸引半径达590.68 km,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辽、豫、皖部分地区;引力主场集中在1 500 km范围内,在接近500 km处出现客源最高峰。③ 旅游流年内变化季节差异显著,存在节假日及“峰-谷”循环的周末效应;沿海区市与内陆区市的旅游流空间分布密度极不均衡,4个季度差异显著;旅游流轨迹集中于胶州湾东西两岸,尚未形成串联各景区景点的闭合式旅游环线。     

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将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由“线”→“点”→“面”的分析思路,运用引力模型、潜能模型与潜能得分模型、经济隶属度模型等各种模型,定量分析1990~2010年间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的时空差异明显。“线”层次上,城市间的引力和城市联结线数目的增多,逐渐形成辐射网络,引力和联结线数目的变化存在时空差异性。“点”层次上,通过“线-点”叠加分析,城市最大联结线数目增多和城市潜能等级提升的时空差异性明显。而且1990~2010年间各个城市潜能等级跃迁的时空差异明显。“面”层次上,近20多年来,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变化,但4个中心城市的腹地变化明显,核心组团——郑州组团1990~2000年北扩,2000~2010年东扩;1990~2010年,潜能高值区域的空间收缩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空间分异及机理

作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交通枢纽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保障。高铁枢纽承载着“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是构筑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关键。首先诠释了高铁枢纽“时空压缩最后一公里”效应原理,其次构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指标体系,进而对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枢纽的接驳—集疏运绩效进行测度,并分析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最后揭示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等级分异呈“橄榄型”结构,即优质绩效和一般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少,良好绩效和中等绩效的高铁站数量较多;② 地带分异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格局,而城市群分异则呈“核心高、边缘低”格局,且9个评价指标值空间差异明显;③ GDP、城镇化率、城市等级、车站客流量和发送班车次数是影响高铁枢纽接驳—集疏运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同时,优质、良好、中等和一般等不同等级绩效的关键驱动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

城市旅游时空演变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为研究区,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首先分析沿海城市旅游发展强度的时空演变,进而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沿海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① 在旅游发展强度方面,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强度差异较大,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环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弱。② 10年间在旅游发展综合效率方面基本维持不变,而旅游发展纯技术效率显著增强,旅游发展的规模效率则显著减弱。说明沿海城市的旅游发展已经逐渐由规模效率向技术效率转变。③ 综合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两个方面看,将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类型分为“高—有效型”、“低—有效型”、“高—无效型”和“低—无效型”四种类型。其中“高—有效型”城市旅游发展较为成熟,“低—有效型”和“高—无效型”城市旅游发展一般,“低—无效”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差。整体来看,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地区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长三角、环渤海和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增加。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国内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都市圈国内主要客源地2009~2011年度中国100强旅行社官网旅游线路报价单为基础数据,研究了珠三角都市圈发展较为成熟阶段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及目的地类型,发现：① 珠三角都市圈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总体上以营区基地式和完全环游式为主。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行为模式差异较大,广东省内旅游者以单目的地式和港澳小环游为主,其余客源地旅游者多采用营区基地式、往返式、区域环游式和完全环游式等旅行模式;② 珠三角都市圈各城市在旅游线路中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出3个等级层次关系,不同城市在大小珠三角都市圈以及不同客源地旅游线路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据此得出珠三角都市圈各客源地的空间行为模式图;③ 比较大小珠三角都市圈在空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发现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在旅游发展上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但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尚待时日。     

历史背景认知对殖民遗产旅游情感体验的影响 ——以广州沙面岛为例

中国数量众多的租界本质是殖民统治时期的空间遗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背景已经被遗忘。以广州沙面为例,利用情感量表问卷对具备不同历史知识的340个样本进行认知与情感体验评价,探索历史背景认知对旅游者情感体验的作用与情感体验差异的产生原因。研究发现：1）愉悦、目标一致性与新奇/确定决定积极情感,自我投入决定消极情感;2）接受沙面历史背景介绍的旅游者情感体验更消极,认知评价具有显著差异。殖民历史背景认知通过降低旅游者的愉悦、目标一致性,减弱积极情感欢乐、喜爱,提升自我投入从而增强消极情感气愤、悲伤、畏惧;3）殖民历史认知是否导致情感体验趋于消极由个体的评价所决定。历史背景知识为旅游者带来深入旅游体验的同时不会影响旅游追求愉悦的本质,这为殖民遗产旅游的展示与管理带来新的启示。     

Responding to Global Warming: Mitigation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Stakeholders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has witnessed rapid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and is now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tourism in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Within a framework of 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ressure, carbon emission status, and responses of stakeholders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Findings include: 1)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trategy and rapid growth of the industry scale exert rising pressure on China’s tourism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2)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s tourism account for 13%-14.6% of global tourism, and about 3% of China’s emissions overall. Chinese tourists’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is lower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level. 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documents, standards and other regulative measures have been issued to ensure that business practitioners set up green operational and managerial system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transportation, China's high-speed rail,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urban shared bicycles, have developed very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y have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traveling. Furthermo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ese tourists already have awareness and willingness for low-carbon tourism.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基于网络文本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以皖南“川藏线”为例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旅华美国游客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研究

色彩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的重要外显形式与构成,其虽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但其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几近空白.本文以旅华美国游客为研究对象,以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为研究内容,通过10 批次全程客流跟踪的调研方式获取了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旅华美国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维度模型,并通过二次定点调研方式对本研究的理论饱和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色彩基调与建筑、旅游吸引物、人际影响、差异性文化感知、旅游经历、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自然环境;② 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由视觉色彩和理念色彩两部分构成;③ 游客的个人偏好和旅游情感会直接作用于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并直接导致游客产生行为意图;④ 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会刺激并促使游客产生行为意图.本文讨论中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加工的发生机制与过程模型.     

情理整合视角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Logistic-ISM模型

基于对岳麓山景区447位旅游者的实地调研,运用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并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发生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利用ISM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旅游者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相关理性认知越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旅游者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对悖离均有负向作用,相关环境情感越强烈,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意愿越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悖离度高于女性。从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来看,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是表层直接因素,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是中间间接因素,旅游者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深层根源因素。     

大数据视角下中国城市旅游交通满意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抓取网络旅游评论,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判断每条评论的情感倾向,计算每个城市的旅游交通游客满意度。通过地理探测器及相关分析,探究城市旅游交通满意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旅游交通的游客满意度,在区域尺度上差异不显著,省域及市域尺度则差异显著。2）市域旅游交通满意度的空间差异主要受交通发展水平的影响。3）城市旅游交通满意度与城市拥堵指数呈负相关,与城市道路密度呈正相关,与有无地铁、高铁和民航机场等因素无明显相关关系。因此,受城市交通拥堵的影响,往往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游客交通满意度不高。4）根据城市旅游交通满意度和交通发展水平,将全国城市分为4个类别：A类为双指标中水平均衡发展区,B类为双指标低水平均衡发展区,C类为旅游交通满意度优先发展区,D类为旅游交通满意度滞后发展区。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分析及优化——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是旅游者在目的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移动轨迹,以典型旅游城市南京市为例,可总结出现有旅游流行为路径特征的弊端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旅游线路重组、旅游营销升级、旅游活动开展等策略实施空间行为路径优化,即:远距离客源由"单节点式"向"多节点式"路径转化;邻省客源由"线形旅游"向"环形旅游"路径转化;省内客源由"链式旅游"向"轴线辐射形旅游"路径转化;城市原住民由"单节点式"向"基营式旅游"路径转化。通过对旅游流空间行为路径的科学引导促进城市旅游的全面、健康发展。     

“国际友城”的入境游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

近年来交叉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旅游研究的主流范式。入境旅游研究一直以来又是旅游交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国际友城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外交关系。探讨国际友城关系的入境游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有助于挖掘入境旅游的驱动力。基于此,论文将国际友城关系(城市外交)纳入城市入境旅游影响因素模型,以中国60个典型城市197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法实证检验了城市缔结国际友城、国际友城累计数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因城市的区位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城市缔结国际友城关系,显著增加了城市外国游客接待规模。平均而言,城市缔结国际友城比未缔结国际友城接待的外国游客多约150%~160%。② 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数的增加对城市外国游客接待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达3.6%~3.9%,即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数每增加1%,城市接待的外国游客规模平均将增加3.6~3.9个百分点。③ 缔结国际友城以及国际友城数量的增加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西部城市的异质性强于东部和东北部城市,这主要源于不同区域城市开展国际友城关系的时间长短以及与国际友城外方城市间的交流合作密切程度等因素所致。④ 理论上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超过50对时,再增加国际友城数量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的推动作用将不再明显。研究成果不仅拓宽了传统入境旅游的研究视角,更丰富了入境旅游驱动力理论,同时为中国城市借助国际友城关系推动外国游客规模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