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城中村”地名建设刍议

“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区 域内的传统乡村。随着城市化战 略的实施，城市在不断地扩展，使 得“城中村”农田部分也逐渐变成 城建用地，留存下来的一部分乡 村住宅用地，成为了在城市建设 之前已经存在的一方居住群体。 笔者以广州为例，对“城中村”的 地名建设作一浅谈。 一、对“城中村”的改造，是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ｌ、城市化具有聚集经济效 益的功能。城市是产品和劳务的 供给中心，生产企业的聚集使其 能为社会提供大量产品，由生产 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各项相关产业 的聚集，又使城市成为商业中心。 金融中心、信息中心…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土地供求的动态均衡分析

土地问题是我国城中村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主体的行为特征、城中村土地供应和需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以理论推导与现实印证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对城中村土地供求变化进行了动态均衡分析。从村庄"内部人"的视角,考察在各种内外部因素变动(征地与留用地,城中村改造,村民城市化转型)的情况下,城中村主体如何实现土地的供应和需求均衡。总体上,城中村土地变化表现为土地需求被动地追随(因征地而发生的)供应减少而下降,以实现供求均衡。具体而言,在城中村形成阶段,供求均衡借助乡村工业化,即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而实现;在城中村存续阶段,存在土地供求的逐渐失衡;在城中村改造阶段,供求均衡最终必须通过城市化,即村民转为市民而实现。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并不断重构着大城市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城市空间剥夺、弱势群体边缘化、郊区社会空间“破碎化”、“城中村”等构成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典型问题特征。基于问题导向与实践需求,从单位大院转型、住区混合开发、边缘区治理、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以及政府与规划的调控等角度,提出了治理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对策要点。     

深圳的城中村及改造实践启示

城中村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遭遇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城中村不仅具有独特的物质形态,更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深圳的城中村如同其城市化一样具有非常强的个性特征,文中深入分析了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社会背景和与改造有关的条件,并以土地为核心探讨了有关土地权属、一体化管理、利益格局的分配等问题.     

城中村可持续更新路径探索——以长沙后湖黄鹤村为例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该模式强调：在对象维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可持续发展;在过程维度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合作治理。通过长沙后湖黄鹤村政府总体统筹、企业承包、村社筹房协作的多方合作更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迁而不拆+整体开发+综合整治”的更新路径进行了评析。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式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保护村落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不涉及农民自建房产权性质的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在更新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化、农民生计风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研究是一次运用可持续性科学理论解读城市更新实践的尝试,为促进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新思路,可为中国城中村更新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双重压力。以湘北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探索了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一般态势和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从功能转型来看,张谷英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功能向现代生活功能的转变、农业功能向旅游业功能的转变以及传统空间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 ;从空间发展来看,张谷英村空间结构经历了空间缓慢发育、空间快速扩展和空间有序跃升3个阶段;从适应性来看,张谷英村正面临着村落文化冲突显性化、聚落空间结构空心化、道路结构系统衰退化以及村落土地利用粗放化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对策来看,构建了集视角层、功能层、规划层和目标层于一体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调控机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城市和乡村是连续统一体,乡村地域系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不断发生着转型与重构。探索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总结成功经验模式,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市郊区地处城乡交错带,相比农村腹地,乡村转型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以华明镇为例,详细阐述了以城镇化整理路径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华明镇乡村转型以“三整合”为标志,通过实施宅基地换房,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园区,改革集体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整合社区服务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了村庄“人-地-业”协调发展。但是,以城镇化整理为主导的乡村转型模式,会造成传统乡村聚落的消失,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与政策体系支撑,仅适应于非农化水平较高的乡村地区,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