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铁路沿线地区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相关分析

 以南疆铁路沿线的5个中心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1993—2008年的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方面的数据,分析了5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性。南疆铁路沿线5个中心城市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8%,已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用地结构中,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降低;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例增加,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特殊用地比例呈现基本稳定趋势。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促进建设用地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长春市城市建设用地演进的空间识别及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成为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社会各界对城市化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800~1995年统计资料,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遥感影像图及规划统计数据,运用GIS技术提取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形态、增长幅度、平均中心等信息,建立一种在空间上有效识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简便方法,对研究区1995~2010年不同阶段的城市建设用扩展进行空间识别,计算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强度、形态紧凑度、分维指数等空间特征量,归纳长春市1995年以来,随城市化发展,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现象和特征。并结合经济社会统计相关数据及区域分析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其各类驱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春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张与形态演化既具有一般规律又具备特殊性,表现出建设用地总量增加、产业拉动性强、扩张速度快、强度高、空间形态不规则、城市中心迁移方向与建设用地扩张基本一致等特征。这些现象和特征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开放式交通系统的高密度开发。     

佛山市石湾区陶瓷业发展与建设用地调整对策

石湾陶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石湾陶瓷业在佛山市的城市发展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城市的扩展和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石湾中心陶瓷业的继续保持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实施对石湾中心区的生产性能建设用地外迁与用地功能的调整，实现内部的结构重组与产业升级，是解决陶瓷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矛盾，继续保持“石湾陶瓷”品牌，进一步提高“南国陶都”地位的有效对策。     

深圳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沿线土地利用空间集聚

以2005 年深圳市主要公路沿线6 类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数据挖掘(SDM) 中的空间关联规则, 研究不同缓冲带内其建设用地单一类型、相邻类型及组合类型的空间聚集特征。结果表明: 主要公路两侧以工业用地为主, “三来一补”、“三 资”企业为主体的外向型乡镇企业加快了特区外的农村城市化进程; 城市公共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用地缺乏, 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协调; 单一类型建设用地景观分异特征趋向于距公路越远, 出现频率越小, 且随着逐渐远离公路线出现了若干次级集中区, 距公路500-1000 m 可作为识别该次级中心的特征带; 两类建设用地之间的空间邻近分布特征表 明, 以各类建设用地为中心与其他类建设用地在公路线附近均表现邻近, 沿线附近和较远距离上随工业用地出现峰值, 同时出现其周围住宅用地的聚集, 特区外该类现象尤为明显; 土地利用组合特征表明各类建设用地均呈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以各类建设用地与工业用 地的组合尤为普遍, 体现了研究区尤其是特区外主要工业承载区中经济活动空间以工业区为 中心的集群效应。     

北京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展——以大兴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研究是探讨城市未来空间结构和形态演变的基础。本文基于北京大兴区1994、2001和2006年3期TM遥感影像资料提取城镇用地信息,通过对城市扩展强度、城市扩展梯度、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模式等建设用地的总体扩张行为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区十多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过程和空间格局特征,对明确未来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发展方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城乡建设效益提供基本依据。结果显示,大兴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强度不断增强;中心城区以及中心区面积的不断扩张,导致建设用地在高指数区间集中的趋势明显,农村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得低指数区间的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根据城市化扩展梯度,大兴区分为城市化高速扩展带、城市化快速扩展带和城市化低速扩展带;紧邻中心区的城市化高速扩展带,以集中连片式扩展为主,该模式在边缘区空间扩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土地利用以轴向扩展模式为主,轴向扩展稳定地影响着大兴区城市化进程。独立发展模式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将明显增强,逐渐成为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的主要形式。     

南京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与机理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文章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用地需求及城镇扩展用地结构的分析，提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旧城改造、开辟CBD地区商务区等实现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改造与自然村庄的合并改造联系在一起的综合开发方式，解决小城镇建设与农地保护的矛盾；根据城市的自然条件、结构和功能布局城市绿地，进一步提高用地布局结构的合理性，并介绍了以“绿脉”为先导的城市空间布局概念。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阶段及其空间格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并在不同区域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差异。基于中国1981—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滑动T检验、K密度估计（KDE）和基尼系数等方法,识别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的关键节点,并揭示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经历了“面积低速扩张—人均用地收缩”（1981—1990年）、“面积中速扩张—人均用地低速上升”（1990—2000年）、“面积快速扩张—人均用地快速上升”（2000—2015年）3个转型阶段。② 1990—2000年和2000—2015年两个转型阶段,面积转型的空间格局演变缓慢,表现出以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大聚集和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小分散格局,而人均用地转型空间格局呈由东部聚集向全国蔓延的演变趋势。③ 1990—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人均用地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趋于稳定的演变特征。④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符合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相对应,空间格局演变揭示了国家发展战略由东部优先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的现实情况。研究在内容上弥补了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定量识别的不足,可为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管控工作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研究

城市化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建设用地时空演化格局已成为学者研究城市化过程的重要视角。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测度了1985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空间扩展的集聚特征并分析其演变过程;并结合格网建设用地密度频率的变化特点,将空间划分为不同的景观梯度地带,以此研究城市空间在不同地带中的扩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空间扩展聚集程度先降后升,城市化区域融合趋势明显,并在城市空间扩展中表现出以上海、南京和苏州等为代表的3种模式,反应了长三角内部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此外,在不同景观梯度下,长三角城市空间扩展表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以前在各个景观梯度下城市空间扩展差异较小,表现为较强的拓展性扩展;2000年以后,在城市核心区扩展强度加强,表现为填充式扩展加快。同时,城乡过渡区面积增加迅速,表明随着城市空间扩展的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土地不集约利用现象已较为突出。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方法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滞后与低效并存的矛盾局面,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确定就成为一个焦点。但是,当前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直接预测和间接预测两类方法都不能很好地处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非线性问题。本文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部分确定性信息为基础,从目标入手而不再基于历史数据的趋势外推,创建了一种目标导向的、多尺度的城市建设用...     

提高城市化水平与耕在面积变化的关系研究——对大连市的实证研究

在对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大连市域城化水平提高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人均建设用地与居民点规模呈反向变化；②大、中城市建设用地基本可以得到控制，农村居民用地的控制难度较大；③在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点内部潜力的前提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各类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的总规模减小，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缓解耕地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     

1990—2014年印度城市扩张时空特征对比分析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印度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分析印度城市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国内关于印度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研究和报道相对较少。论文选取1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印度城市,获取1990、2000和2014年基于Landsat影像的土地利用数据和人口数据,采用圈层分析法将城市划分为等间距的同心圆圈层后统计各圈层内建设用地密度,选取增长率、密度、强度以及景观指数指标对印度城市扩张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1990—2000、2000—2014年土地年均增长率分别是人口年均增长率的3.27和2.43倍。②建设用地密度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衰减,且在一定距离内快速下降;同圈层内建设用地密度随时间逐渐增加;城市以分散的方式向外扩张,城市形态变得更加松散,特别是在第二阶段(2000—2014年)。③建设用地斑块破碎化程度与城市扩张强度的空间变化相吻合。城市扩张最活跃区域与景观破碎度最严重区域都随时间不断向外推进,城市扩张对景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全球城市扩张背景下,研究结果将为理解城市扩张时空特征而提供印度样本,也将为研究其他地区城市扩张提供分析方法和思路。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中国城市土地城市化水平与进程的空间评价

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

土地作为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化解人地矛盾的关键突破口。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减缓中国土地供需矛盾,维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关键途径。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DEA(Epsilon-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演化特征及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凸显;(2)产业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突破“索洛悖论”,提升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3)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中的适用性;但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降低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通过研究以期为合理指导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实现城市...     

在征地城市化中重构城乡土地产权:厦门模式

本文以厦门市的地方经验为例，探讨征地拆迁城市化过程的土地产权重构。相对于产权经济学派以“南海模式”为范例主张土地制度改革应根本地给与农地完全的转让权，“厦门模式”进行的是对现存征地城市化制度的“修补”，在地方政策界定被征地农村享有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即所谓的“农村预留发展用地”。“农村预留发展用地”涉及地方政府和农村间、村和村间、集体和农民间的土地资源和土地权利的分配，以农村人口数而非征地面积为基数、量化为股权、和不完全处置权的权利制度，具有沿袭农村社会平均主义和成员权的社会凝聚意义；对于已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攫取级差地租、具有实质“地主”身份的集体和农民，则在转移土地权利的同时，具有福利再分配的意义。亦即，在地方政府和农村农民之间，市场并不是“厦门模式”的主要规则。“南海模式”和“厦门模式”不同的土地权利界定方式，何者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尚难定论，有待实践和理论继续开展。     

民国时期江西省城市用地与城市化水平

定量重建历史时期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环境效应。根据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地形图资料,在ArcGIS平台定量重建民国时期江西省范围内县级以上城市用地规模和结构,取得了一套可用于历史时期土地利用模型的城垣周长、城市用地面积、城垣内非建设用地、城垣外建设用地情况的综合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县域尺度下的土地城市化水平。与更为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的比较表明,本套数据集误差在±10%之内。有“城内田”现象的城市为20个,有“城外市”现象的城市为28个,分别占江西省全部城市数的25%和35%。城市用地重建结果表明,江西省8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总建设用地面积为87.99 km²,约占全省总面积的0.053%。民国时期江西的整体城市化率为0.047%,最高的南昌为0.19%,最低的遂川县仅为0.007%,城市化水平与县域人口总量呈正相关（r = 0.457,P < 0.001）。空间格局分析表明,江西省县域城市化水平具有北高南低的特点。江西省民国时期城市用地和城市化水平数据集可以为相关全球环境变化模型提供直接的用地基础数据。     

顾及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的城市扩张模拟：以义乌市为例

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存在相互聚集或排斥的特性,并可能影响到城市扩张格局。本文在厘清建设用地内部以及不同类型建设用地之间聚集与排斥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元胞自动机（CA）模型的发展适宜性与邻域影响因子计算中,以此构建顾及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的CA-SA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义乌城市扩张模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A-SAE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扩张状况,且模拟精度要优于传统CA模型。同时,多情景的模拟结果也证实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会影响到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及城市扩张形态。本文构建的CA-SAE模型创新性地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纳入到CA模型中,为开展面向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张模拟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

20世纪后期,旅游城市化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成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模式.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基础上,分析了丽江市的旅游城市化现象.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①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②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占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③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④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的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⑤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在中国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丽江的资源比较优势、云南省及丽江市政府的推动、民营经济的参与、旅游消费是引起丽江旅游城市化的主要机制.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