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归属感研究——以深圳上步村为例

以超大城市深圳为例,基于1 800多份上步村外来人口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探讨外来人口归属感强弱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中村42%的外来人口对城中村和城市有归属感,归属感强弱的群体特征差异明显。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来深圳年数、自我评价、职业、居住条件、房东评价、邻里关系、歧视情况、安全性评价、社区设施评价和社区工作站是否提供了帮助等个体因素、社区因素和居住环境因素均显著影响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制定相应政策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宗教地理的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进展

全球化语境主导的城市研究中,多样和异质的宗教既是文化流动的重要构成,也是表征移民身份和理解其日常行为实践的重要维度。论文回顾了近30 a来宗教地理视角下对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总结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① 多种宗教场所在城市中不断涌现,其空间特征发生多样化变迁;② 功能多样的宗教公共服务设施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日趋重要;③ 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社区显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④宗教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身份和认同。此外,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下的宗教更被视为引发空间争议的新来源,成为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学者们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社会,异质宗教的本地嵌入过程使原本“隐匿的”宗教场所逐渐浮现成为城市中“可见的”空间。这种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视觉表征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也对社会关系提出新的挑战,成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新来源。然而, 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目前对上述话题鲜有涉及,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西方研究进展对社会文化视角下理解中国城市全球化进程及其中的多元文化治理有所启示。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伴随日益加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备受关注。通过对广州8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本文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分析移民聚居区与其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表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等3大特征;新移民积极利用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寻求发展机会;移民聚居区的分异度正逐步降低,中国城市内部二元分异的空间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但是,移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并未完全扭转,新移民并没有融入到本地社区,基于地缘、血缘的"差序格局"仍是他们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此外,迁移历史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主导因素。未来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融合将表现为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历史过程。     

新型全球化与流动性背景下知识移民研究：议题与展望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文献分析,重点评述当前国外地理学对知识移民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议题,发现：① 国外对于知识移民研究相对细化,早期主要是教育地理学对于青年知识留学生迁移的系统研究,以及经济地理学对于知识移民及知识转移与全球城市发展关系的系列研究;② 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地理和人口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知识移民的跨国和跨地方流动,并对其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跨地方关系网络、流动过程和特征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③ 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知识移民与城市创新发展、以及回流移民（包括北南移民）现象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移民政策和移民-城市关系成为重要关注点。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人才成为影响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以广州市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从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探讨其是否有效融入地方发展的状况,并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分析其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2)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3)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视角对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进行评估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识移民回流适应的多维层面,并为国家人才政策制定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启示建议。     

西安曲江新区移民群体的地方意义建构与检验

处于变革时代的移民群体正经历着“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的挑战,构建地方意义以促进移民群体更好地适应迁入地,成为流动性视角下地方研究的基础性与迫切性课题。本文引介地方意义的概念,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择西安曲江新区为案例地,借由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对曲江新区移民群体的地方意义展开实证探讨。研究发现:移民群体地方意义的探索性理论模型包括自我认同、人地互动、人际互动和综合互动4个维度,互动过程发生在由自然、社会关系与价值构成的关系性地理架构之上;本文开发的移民群体地方意义测量量表,包含4个维度共计20个问项,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所建构模型的稳定性和适切性。此外,本文还对地方意义的实质、识别与形成的特点展开了讨论。本研究充实并完善了“地方”及“地方意义”的概念体系结构,部分回应了移民与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延伸与发展需要。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社会公平视角下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Changing neighbourhood cohesion under the impact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China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has caused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social bonds in Chinese cities. To date, very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delve into the impact of this urban redevelopment on neighbourhood cohesion.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conducted in 20 urban villages and 1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neighbourl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three dimensions of neighbourhood cohesion. Results of a path analysis show that, overall, neighbourhood cohesion declines after redevelopment occurs, and that the sources of neighbourhood cohesion differ between urban villages and the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fter redevelopment,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becomes more influenced by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but less by neighbourly contact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comes less subject to neighbourly interaction and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Such changes occur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and the con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亚运会城市更新对社区居民影响的跟踪研究——基于广州市三个社区的实证调查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     

Urban Community Garden Agrodivers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S.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community benefits of urban gardening.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empirically assesse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rban community garden agrodiversity or its relationship to these dimensions of gardening. We conduc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agrodivers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certain markers of identity, including how people see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to race, ethnicity, or place of origin, in community gardens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e conducted fifty‐six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gardener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identities in eight community gardens on their motivations for urban community gardening during 2014. We conducted plant inventor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garden plots and found 104 cultivated edible and ornamental species and 28 varieties representing 34 families. We find that although gardens with culturally diverse gardeners did not have higher species richnes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gardeners influenced species selection and reason for gardening. Further, the structure, design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garden plots reflected the identities of garden members. These finding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ent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to city land policies in Philadelphia and other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

以城中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为研究对象,分析原特区91个城中村占地规模、建设总量、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发现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空间形态演化一般规律,但受历史渊源和体制限制又表现出特殊性:原始规模不具区位差异;发展初期以土地有限蔓延为主,空间形态开始表现区位差异;快速发展期开发...     

深圳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

选取深圳罗芳村、共乐村、清湖村分别作为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增长型）、半依托混居型（稳定型）、完全依托混居型（减少型）代表,对其社会融合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研究发现：① 整体而言,社会融合度由高至低分别为无依托缘聚型、半依托混居型、完全依托混居型聚居区。② 不同维度社会融合方面,无依托缘聚型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及心理融合维度上最高;半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及经济融合维度上较高;完全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维度上最低。③ 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在深家庭规模、在深居住时间和年龄。就不同维度而言,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职业技能、性别、社区支持度。④ 从不同类型聚居区的影响因素来看,无依托缘聚型主要受到婚姻、社区支持度、社区功能和年龄（负）的影响;半依托混居型主要受到职业技能、社区支持度和性别的影响;完全依托混居型则主要受到社区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