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欠发达农区外出务工规模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对河南省农区十村11251 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认为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与规模是经济因素、家庭 因素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元回归模型显示：①外出务工经济收益与成本、家庭人口状况、农户家庭经营 地、农户家庭生活性支出等正向影响农户外出务工的规模;②农区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数正 向影响农区外出务工的规模,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负向影响农区外出务工的规模;③环境因素中,经济水平因子对 农区外出务工规模的影响是正向的,地形、通达性和土地类型等三个因子对农区外出务工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     

基于农户调查的山区劳动力转移特征分析——以修武县西村乡为例

基于河南省修武县西村乡的8个村108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现阶段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以焦作市内务工为主,工种主要集中于技能要求较低的建筑、餐饮服务及工厂务工。(2)性别和年龄结构上,女性年龄多在16~25岁之间,而男性则没有明显特征,只是在21~30岁的年龄段上比重较大。(3)相对于在家务工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工资收入与其文化程度呈正向相关。总之,研究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处于较低水平,急需大力推进劳动力素质培训。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过程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从农村劳动力的微观主体视角,通过转移就业动机、环境认知与决策方式的路径分析,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决策过程及其内部关系,揭示了其空间决策机制。对合肥市的实证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动机对环境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地距离对决策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地形象对决策方式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其它环境认知对决策方式没有显著影响,进而提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     

中国女性贫困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后扶贫时代将性别因素引入贫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制定针对贫困女性的脱贫政策。在构建女性贫困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城乡最低保障人口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空间和个体2个层面分析女性贫困特征,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辨析中国女性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女性相对贫困深化,呈现地区差异性和空间聚集性;(2)女性在多维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于男性;(3)陷入多维贫困的女性主要受到就业、人力资本和资产剥夺;(4)中国拥有着独特的女性贫困影响机制,户籍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方面。期望以此丰富贫困地理和女性地理研究,为提升扶贫质量和制定基于性别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奠定基础。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空间行为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A村为例

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行为是个完整的过程,包括就业感知行为、就业决策行为、就业行为和就业体验行为。通过对A村的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分析得出：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流动就业前对就业环境的总体感知强度不是很高,且在不同的感知项目上差异较大,在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上也有差异;农村劳动力做出外出流动就业的决策主要是受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且城市拉力大于农村推力,另外他们在就业过程中还受到农村的拉力和城市的推力;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依靠体力和简单技术的非正规行业,随着在外时间的增加他们会逐渐改变行业;农村劳动力对其目前的就业状态满意度较低。     

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分析——以万州龙宝区为例

市场经济下的农户是经济人，其行为目标是为了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文章通过对重庆农村家庭收入目标和行为决策的分析，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理论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了影响重庆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因素。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无疑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文中采用对广东省云浮市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从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体行为决策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较低,年龄偏大,家庭儿童数量较多、老人数量较少和已婚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较大;而外出务工时间对回流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家乡的非农就业机会与村庄的区位因素也显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Multiple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北大核心CSCD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2)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3)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4)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5)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6)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广州市的调研数据

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范式下,基于中国农民工流入地典型代表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特征,并实证检验休闲涉入、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广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倾向较为强烈;2）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学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作用突出。其中,学历高中或中专以上、月收入在2 001~4 000元、来穗工作年限超过1 a、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广州农民工,其留城意愿最为强烈;3）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地方依恋在其中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果。且经过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介入后,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效果显著弱化,间接效果相对显著增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以安徽省4个样本村为例

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概念。以安徽省4个样本村为例,使用ArcGIS、SPSS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的基本类型与特征:① 农村劳动力依据时空路径特征可分为稳定型、逐步稳定型、漂泊不定型、回流型、逐步开拓型、断续型六种类型;② 4个样本村劳动力打工时空路径演化有明显的地域差异;③ 21世纪初期是农村劳动力全面接受打工就业方式的时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老家亲戚、朋友”是最重要的打工媒介;④ 农村劳动力在打工地和家乡间的流动节律有“春节型”、“节假日型”、“休息日型”、“每日型”四种类型;⑤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和粘性特征,家乡是重要的结点空间,社会经济地理位置是地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劳动市场中介对上海外来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女性如男性一样大量地流向经济发达城市寻求就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中,劳动中介已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因此,考察和明确城市劳动中介机构对外来女性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无论对提高其劳动市场产出还是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描述上海劳动市场中介机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对外来人口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外来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中介使用特征以及中介使用对其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外来女性对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频率比较低,而且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会降低她们的劳动市场产出;原因可能在于正规就业服务的不足和大量不良劳动中介机构的存在。     

中国中部农区农民工多阶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6个村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逐次二元Logistic方法,对农民工空间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提出并验证农民工多阶流动假说。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是一个趋于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务工地逐渐趋于稳定,区位务工时间延长,村落附近的城镇渐成主要务工地选项,流动动因中的主观动因强化,被动动因弱化,逐次流动模型中务工年限、务工地域类型、务工者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面积、村地形、村务工人数比例、村区位等主要因子的显著性程度和方向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多次流动,务工地愈加符合务工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