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乡村地区出现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视角下,特别是从城市化对乡村影响的理论角度,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3个典型村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十分突出,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家庭比例超过60%,但也存在无特殊技能的高龄农民工回流的趋势。此外,研究还发现乡村出现了农村老龄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教育、传统乡土社会瓦解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山东省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

非农化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选取16个典型样点村,根据农户就业地域空间差异,将农户就业划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兼业和农业生产4类,在此基础上,选取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和时间比例3个指标研究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介于37.54%~90.65%,非农化现象普遍。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总体分布特征为:近郊村最高;随着与城镇的临近,粮食作物主导村提高、经济作物主导村降低;同一地形区内,粮食作物主导村高于经济作物主导村。农村非农分化趋势明显。驱动力研究表明,受县域城镇经济实力、农村到城镇的可达性,农业收益及劳动需求量等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差异。研究认为,当前农村非农化普遍,且非农分化明显。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的内容及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发展管理措施。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无疑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文中采用对广东省云浮市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从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体行为决策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较低,年龄偏大,家庭儿童数量较多、老人数量较少和已婚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较大;而外出务工时间对回流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家乡的非农就业机会与村庄的区位因素也显     

村庄环境、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 ——基于全国百村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农地流转对村庄环境和非农就业的影响仍缺乏精细化考察。基于2014—2015年我国13个省份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村庄环境对农地流转具有多重影响。经济发达的村庄不仅农地流转更活跃,且更容易吸引外来农业投资;制度化的确权颁证能够促进农地流转,现实中的土地频繁调整虽会抑制农地转入,却促进了农地转出。(2)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路径和强度因就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自雇型和远距离外出务工的效应强于受雇型和就地就近非农化;外出务工者对老家的汇款显著促进了农地转出,但对农地转入并无积极作用。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以青海省为例

为了准确把握县域尺度下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0—2020年青海省43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借助全局趋势分析、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等方法揭示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考察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根据增长速度划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2）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东、西部高中部低”“北高南低”，空间格局呈现出由“正东—正西”分布向“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偏移趋势。（3）在空间相关性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板块特征显著。（4）在分布动态演进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稳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生计转型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

理论解析以非农就业程度表征的农户生计转型和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度量的农村土地利用特征的相互关系,应用GIS技术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县域尺度农户生计转型的存在性、拐点值及其主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为规范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乡村地域的可持续性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存在倒U型规律;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地形等外部因子影响农户生计与农村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控制资源禀赋、地形等外部因子作用的农户非农就业程度拐点为38.36%,结合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可将中国县域划分为适宜程度依次递减的优先整治区、优化调整区、适度挖潜区与限制整治区等4 种类型区;最后,提出了切实反映农户生计特征的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政策建议。     

农户的非农就业如何影响中国的土地流转?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China,we built logit models using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13 dataset,which includes 18,948 household samples over 15 provinces,126 cities and 234 counties of China in 2013.We use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ers and non-agricultural fixed operating assets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the degree of the households’laborers committed to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farmers to transfer out their land,and an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land,followed by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Per unit increase in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io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transfer-out decision than it does on the transfer-in decision,which is a 0.09 in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out the land and a 0.07 de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er-in the land.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when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the land transfer-out decision,the impacts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labor force are the great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assets is the great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For the Eastern region,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and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land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in that order.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in l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non-agricultural assets,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in that order.We note that non-agricultural assets have a promine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which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ural labor forces may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stabl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 rural land circulation,especial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京津冀农业劳动力及其老龄化研究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其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与老龄化已成为关系农业、农村与农民利益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对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其老龄化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其老龄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京津冀不同县域农业劳动力及其老龄化的特征,提出不同类型未来农业劳动力的发展方向,拓宽了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北京周边和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趋势明显;② 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整体呈老龄化趋势,北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③ 京津冀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耦合特征可划分为慢速-轻度老龄化、慢速-重度老龄化、快速-深度老龄化、快速-中度老龄化四大类型区。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对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

基于新疆701份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调查样本数据,从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3个层面对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中的其他因素进行拓展,引入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对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社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汉语沟通能力、清真饮食等民族特质因素为负向影响,赞成女性外出务工呈正向影响;(2)风险意识因素(风险整体预期、是否担心被歧视、是否想到维权)削弱了外出务工意愿;(3)对城镇就业环境的总体认知、政策安全环境、就业条件的认识提升了外出务工意愿;(4)个人特征中年龄呈负向影响,男性的外出务工意愿强于女性,未婚的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更强。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

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市场机制下产业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在此背景下,以河南周口市为案例地,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分析了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空间流向和回流意愿,重点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动力、行为选择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从政府和制度层面提出回流地的规划响应。结果表明:①周口市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强烈,且有近期返乡的打算;②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动力呈现多元化,县城是除本村外回流劳动力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空间选择;③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水平是外出劳动力回流最为关注的城镇吸引要素。最后,从地方政府和制度层面提出放权强县、促进“双转移”良性循环互动、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和推进土地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划响应措施。     

黄淮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研究

黄淮海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历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劳动就业目前仍集中于农业,农业劳动力多为兼业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普遍较低,地域分异明显,农村劳动力剩余量较大。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措施包括促进经济总体增长,提高乡镇企业就业弹性、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完善小城镇和劳动力市场建设。     

川西地区劳动就业研究

以川西作为研究区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就业从自然—人文相结合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江汉平原乡村农户就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乡村就业变迁是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湖北省京山市乡村常住农户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通过变化率指数、就业转移矩阵揭示案例地区农户就业变迁特征;同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7—2017年乡村农户就业类型已由纯农就业主体演变为兼业就业主导,非农就业增加显著;② 农户就业区位距离衰减特征弱化,村域作为农户就业转移的出发源与回流汇地位突出;③ 村域纯农就业仍是乡村农户就业的主流模式,但就业方式多元化成为农户就业新趋势;④ 农户就业模式选择是农户就业需求、地方就业供给、环境就业媒介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