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指数分析法的乌鲁木齐市居住格局研究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城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我国城市体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乌鲁木齐市人口居住格局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指导。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城市空间的扩展印证居住空间格局变化宏观特征，将“居住格局”作为切入点，利用莫兰指数并借助ArcGIS技术分析该区域不同属性人口的居住格局。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用地主要沿西北方向的新市区延伸、西山方向扩展、沿东山方向扩展，并沿着老城区的外缘扩展；不同年龄人口中学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聚集现象较为明显，劳动人口的聚集现象并不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小学及初中人口和大专以上人口比重指标Moran’s I值较高，文盲人口比重指标oran’s I值相对较低，高中人口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2000—2016年所有区域学龄人口、老年人口空间分异指数都有所上升，劳动人口分异指数在沙依巴克区和水磨沟区有所下降，说明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1990—2000年文盲人口在头屯河区处于相对分异状态，2000—2010年在新市区分异水平较高，1990—2010年小学及初中人口、高中人口以及大专以上人口分异现象逐渐减少，混居程度加深，居住分异现象减少。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居住融合是社会群体混合分布程度的表现,对认识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结构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2000-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融合指数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居住融合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城市居民的个体属性方面考察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混居程度持续加深,居住空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强化;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汉族长期居住的玉泉区,随着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在考察期内上升趋势显著;个体属性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要素对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利用分街道(乡、镇)一级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分析了2011年乌鲁木齐城区人口密度、流动人口、老龄人口、不同学历人口、不同职业、行业人口等主要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信息熵、分异指数模型测算1982年、2000年和2011年3个时间截点城市各社会要素的分异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居民职业既经济状况的差异上,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差异造成的空间分异相对较小。1982-2011年的30 a间,除哈萨克族人口、回族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等部分指标外,其他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呈上升趋势。与相关社会指标的分异度值介于0.6~0.8之间的北美发达国家相比,乌鲁木齐的社会空间分异度相对较低,也低于北京、南京等国内主要案例城市,且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整体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演变。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变化研究

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2009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分类进行分析,再利用Malmquist指数对16个城市2000年至2010年土地利用效率的变化及其分类情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技术效率一般,仅有少数城市达到DEA有效,规模效率是影响土地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浙江土地利用技术效率要低于上海和江苏,技术效率与城市规模和城市行政级别的相关性均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弱衰退的趋势,技术有所进步,但技术效率有所下降。除上海外,江苏、浙江的土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下降;除直辖市外,副省级和地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下降;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有所上升,而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有所下降。     

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度解析——以深圳为例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高学历人才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2001~2016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集聚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描绘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人才分布表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集聚程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且2000~2015年间，人才稀疏区面积下降而集聚区面积上升;（2）中国人才密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正，表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而2000~2015年此指数有所下降，表明人才分布整体上有分散趋势。2000年热点区与次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其中热点区为京、津、沪；而2015年，热点以及冷点区域均有所扩张，表明局部地区人才仍然有集中化的趋势；（3）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是决定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没有证据表明生活支出比、失业率、房价有显著影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工资水平、高校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asis urban expansion and drive mechanism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Ganzhou District in Hexi Corridor, China

Ganzhou District is an oasis city in the Zhangye Municipality of Gansu Province,China.Based on multi-temporal TM and ET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in 1985,1996,2000,and 2012,and by using corrected figures of land use status over the same periods,the spatial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since 1985 was extracted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and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expansion of Ganzhou District were analyzed by urban expansion rate,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compactness,fractal dimension,and the city center shift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uilt-up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increased by 3.46 times during 1985–2012.The expansion in 1985–1996 was slow,during 1996–2000 it was rapid,and during 2000–2012 it was at a high speed.This city mainly expanded to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Initially the expansion was uniform,but later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economy,resources,population,and national policies factors had an obvious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     

城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和美团网评分数据,分析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 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和虹口区的交界处形成了核心集聚分布区。② 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分布与高人口密度区、高房价地区、交通网络发达区、住宅小区、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契合度。③ 人口密度、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写字楼距离、连锁情况和房价水平等6个变量是影响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影响最大,房价水平和写字楼距离其次,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和连锁情况最小,房价水平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分析影响机理,以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目标。     

非正式聚落快速增长下的城市蔓延

姆万扎是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也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城市蔓延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遥感解译的姆万扎2000、2010、2015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景观指数等方法和指标，并结合实地调研和关键知情人访谈，分析了姆万扎2000年以来城市蔓延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2000年~2015年间姆万扎城市以非正式聚落形式快速蔓延，建成区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迅速增加；蔓延主要占用裸地，其次是植被，侵占植被的速度迅速加快；2）城市蔓延主要沿3条主干道进行，属于“廊道式为主，填充式为辅”的扩展模式，形成指状的城市空间形态；建成区紧凑度逐渐下降，形状变得更加不规则；3）城市蔓延的主要区域和整体范围都在扩大，距离衰减特征明显,沿东南方向扩展强度最高；4）城市蔓延主要受到人口与经济增长、交通条件改善、土地制度问题及有效规划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加强次干路和地方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制定及时、有效、符合地方背景的城市规划，是未来姆万扎控制城市蔓延的可能途径。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熵,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土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状况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通过选取干旱区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针对乌鲁木齐市2017年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应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景观生态安全指数(LES)、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共同构建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2017年乌鲁木齐市ESV为220.70×108元,97.48%的区域为中低ESV区域,ESV最重要的贡献来源是林草地,最主要的贡献区域是乌鲁木齐县和达坂城区,不同区域ESV差异明显。(2)乌鲁木齐市具备典型的干旱区城市景观特征,景观整体分布相对协调,但具备生态优势的景观分布还较少。景观生态安全(LES)指数从空间上表现为“西低东高”,且总体水平偏低,同时各区域的LES指数还有一定的分类组团特征,高值区域集中在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米东区等边缘区域,中心城区的LES指数普遍较差,受人类活动影响深刻。(3)乌鲁木齐市各区域土地生态安全主要分布在敏感级和相对安全级之间,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边缘区域普遍高于中心区域,边缘区域中乌鲁木齐县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中心区域中高新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随着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土地侵占、资源消耗等矛盾加剧,部分区域的土地生态安全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能够维持现有水平,主要凭借乌鲁木齐市各区域的自然本底(状态),人类活动的恶劣影响(压力)和积极改善作用(响应)尚不明显。     

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分析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与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商服与农业人口和公房住宅是形成转型期上海中心城社会区的5个主要因子。城区社会区可划分成6种类型:老年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高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区、单位公房居住带、人口导入的新建住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城市社会空间在整体的同心圆结构基础上呈现出与扇形、多核心结构的综合。并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旧城改造、户籍管理制度、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及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The Ambiguous Roles of Suburba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Ethnic Segregation: the Case of San Antonio1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assimilation model, though still operative, has proven inadequate to explain new trends in 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in which, for example, disadvantaged and newly arrived groups move directly to the suburbs where they may re-segregate rather than disperse. Understanding residential patterns after 1990 often benefits from a micro-level approach, looking at specific cities and disaggregating traditional measures (e.g., the dissimilarity index) to examine changes within areas and neighborhoods of the city. This study takes such an approach. It analyzes segregation by means of the residential micro-patterns that give rise to it, and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 to suburba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in greater San Antonio (Bexar County) during the 1990s for four ethnic groups: Hispanics, Blacks, non-Hispanic Whites, and Latino immigran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segregation patterns in San Antonio have deep historic roots—the result of ongoing processes of urban job and housing availability, minority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mobility. They show that the dissimilarity index declined for all groups in the 1990s, a decline chiefly attributable to deconcentration (lessening overrepresentation) in the inner city. By contrast, in the outer suburban city, incursion (moving into new areas) was offset by hyper-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ng with fellow ethnics) such that the dissimilarity index neither increased nor declined. A typology is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pathways by which the dissimilarity index ma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a metropolis.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tino immigration increased the overall dissimilarity index for Hispanics as well as for other groups in San Anton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