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1990年代以来乌鲁木齐多民族聚居的

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指数分析法并文中利用Arc GIS软件，从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分析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的居住格局演变历程。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目前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区和水磨沟区，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南部，回族在头屯河区和城市北部较为聚集。通过居住空间分异指数计算得出，1990~200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的分异指数均有所上升；2000~201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分异指数上升，回族分异指数下降；2010~2016年分异指数均有所下降，以上分析为当前多民族聚居城市的管理和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住区位偏好

在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现状和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偏好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居民居住空间偏好以及居民个人属性特征与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城北明显高于城南,居民购房也多倾向于选择城北;从居民居住空间偏好看,三、四环之间仍是居民购房的首选空间。     

北京不同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状态研究

利用北京2009 年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各街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收入状况将调查人群划分成贫困家庭、工薪家庭和富裕家庭。采用隔离指数分析方法,研究北京47 个街区3 类家庭的居住隔离空间分布状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对隔离度值分类,提取出14 个居住隔离显著的区域进行重点分析。结果表明,三环以内无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居住隔离现象从四环以外开始显著;富裕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相对较高,大多拥有自购商品房,而贫困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较低,一般居住在经济适用房和破旧民宅中;贫困、富裕人群聚集区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占用比例差异很大。     

基于手机画像数据的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空间分异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2)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3)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互联网时代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以长沙市为例

解析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是推动城市线上线下商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文章以长沙市为例,以POI数据、高德开放平台商业信息数据为基础,在识别城市隐形消费空间的基础上,采用Getis-Ord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互联网不同渗透程度的隐形消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长沙市隐形消费空间以体验型服务消费为主;2）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一主一副一带多中心”的结构形态;3）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流空间分布特征,向地块内部渗透,朝建筑内部纵向扩散,形成弱区位而非“无区位”的场所演化。其与非互联网渗透的传统隐形消费空间相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及较弱空间依赖性,其倾向聚集于商业氛围成熟、道路交通便利、租金性价比高、住宅区集中的区域。     

城市蔓延综合指数的评价与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蔓延是城市边界向外扩张、城市用地更为分散的现象,往往是人口增长、经济收入提高、交通便捷、土地利用变化等引起的。采用集成3S技术综合测度城市蔓延的程度,将城市蔓延的综合指数分解为人口指数(Ips)、社会经济指数(Ies)、交通指数(Its)和土地利用指数(Ils),并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多因素多因子评价,对武汉市1984—2013年城市蔓延程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表明:Ips总体呈直线上升,Ies、Its和Ils总体呈指数型上升,Ils和Its近5年的增幅较大;路网密度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最低,分布最为分散,Its权重值最高,建设用地比例权重值最低;城市蔓延度综合指数在2004年前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之后呈显著上升趋势。     

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

对传统的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进行改进,并引入营业面积,人口数量,消费者偏好等变量,对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进行研究,通过ArcGIS平台对零售设施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后表明:① 零售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三环路以内,在一环路传统商业区集聚程度最高;快消零售设施空间分布的向心性显著,呈单中心的集聚特征;耐消设施分布的离心化相对明显,呈双中心的集聚特征.② 综合,快消设施可达性绩效高值区集中在一环内,绩效指数向外递减时存在阶梯性,南北方向递减速度高于东西方向,城市南部三环路以外绩效水平最低;耐消设施绩效高值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③ 快消设施绩效低值区是近年来长春市居住空间扩散的主要区域,零售设施的空间配置严重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拓展与人口的郊区化趋势.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是一种关联了供需双方面因素,测量零售设施服务分配到单位消费者水平的方法.     

北京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空间分布、演变与聚居类型

以北京市各街区的低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以2005年和2009年北京市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揭示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属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的特点、变化与聚居类型。研究发现:北京市低收入人群中低龄与高龄人口、中低学历及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所占比重较高。从空间分布来看,低收入占比较高的街区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郊区,并随着城市建设出现向外发展的趋势;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北京市低收入人口出现了初步集聚化特征,西北五环外街道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不断提高,同时二环内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也有所增加;受CBD快速发展和奥运建设影响,北京市东部和北部的低收入人群比例大幅度降低。最后,本文总结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人群聚居类型,分别为本地型、流动型和新移民型。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2002-2012年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研究

以长春市多年用地现状图和统计资料为数据源,以ArcGIS和SPSS软件为分析工具,引入静态耦合度和动态耦合度概念,从居住空间视角对长春市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动态研究,分析了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春市城市空间扩展仍未摆脱圈层扩张的窠臼,居住空间表现出过高的扩张强度,是城市功能空间低耦合近域扩展的重要原因;② 城市功能空间耦合的地域差异显著,核心区动、静态耦合度均高于外围,城市功能空间处于重构期,外围则处于低耦合的快速扩张状态;③选取耦合度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心城区划分为高耦合比较成熟、高耦合趋于成熟、高耦合新兴、低耦合比较稳定、低耦合新兴和低耦合特殊城市功能空间六类。     

1947- 2000 年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

基于1947-2000 年9 个时相的上海土地利用遥感调查GIS 数据集, 从土地利用层面对 50 多年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居住用地扩展与构成的数 量变化特征, 然后采用地理形态分析法划分各时期居住区类型, 并分别从街区与城市两个尺 度对居住区演变进行分析: 在街区尺度下, 以聚类特征表研究居住区的类型变化以及内部土 地利用构成变化; 在城市区域尺度下, 分析不同时期居住区的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工业用地、 市政商服用地对居住区空间格局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由简单的 组团加圈层结构向复杂的扇形、圈层和组团综合模式演变。其中以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为界, 前期以外围住宅新村圈层扩展与和内部居住区不断被非居住用地侵入形成用地混 合居住区为特征, 后期以外围商品住宅指状扩展和内部旧城更新相结合为特征。     

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以2006 年大连市大规模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 分析手段, 从“居住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性”、“出行便利性” 和“环境健康性” 五大类指标出发, 首先, 对大连的城市宜居性的综合水平和各要素进行了评价; 其次, 研究了宜居性评 价结果与居民的收入、家庭构成、学历、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 按照居民的四类社会属性,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 研究了大连工薪阶层、年轻白领、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等四类人群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差异, 其中, 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工薪阶层和年轻白领对大连的宜居现状满意;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收入偏低, 居住区主要位于市郊和老工业区等, 对大连的宜居性评价较低。     

北京城市居住空间形态对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

借助GIS分析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基于5 066份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北京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北京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特征在城市空间上的差异,及其对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北京城区和郊区的居住空间形态的空间分异显著,并且对居民的通勤方式造成了重大影响,超大街区不利于步行,而高容积率对小汽车出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度混合的土地利用形态则能够显著促进居民选择步行通勤。性别、年龄、收入对北京居民的通勤方式具有影响,女性、中老年及低收入群体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的概率更高。结论表明居住空间形态规划是引导居民通勤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据此提出了减少居民小汽车出行、促进绿色出行的规划建议。     

基于支付意愿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研究

干旱区绿洲城市普遍存在居住区绿地率低、居住环境质量不高的问题,量化居民对居住区绿地的支付意愿及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有利于正确评价城市绿地的价值,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基于问卷调查,利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居民对改善居住区绿地建设与服务的支付意愿,借助计量模型的假设检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基于支付意愿得到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结果表明：（1） 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支付意愿为148.75 元·a^–1,远高于东部地区,不同属性居住区的支付意愿为商业小区>单位大院>自建房。（2） 受访者性别、收入、家庭结构、需求偏好、认知与意识等特征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非虚拟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可借助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度量。（3） 乌鲁木齐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为3.31×10⁸ 元·a^–1,利用居民对绿地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认知赋分,发现其生态服务价值略大于社会服务价值。研究可为建立不同尺度绿地支付机制,提升绿洲城市居住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维护绿洲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科学参考。     

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的实证

研究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对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提升居住质量,完善居住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安市主城区典型老旧企业社区为例,基于1010份问卷数据,构建居住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引入重要性—绩效理论(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甄别企业社区改造重点与次序,指出老旧小区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居住满意度整体“一般”,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下均值为3.21;② 居住满意度受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及配套设施3个方面影响,与居民搬离意愿呈显著负相关;③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居住满意度在年龄、文化程度、户籍、职业、个人收入、居住时长、住宅产权以及企业运营状况等变量作用下差异显著;④ 企业社区改造亟需优先关注社区休憩活动场所、卫生清洁、适老化医疗护理设施、物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进而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文章提出从创新管理模式、改善居住环境、改造住房条件以及建设配套设施等4个方面实施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