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展开研究。存在6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程度上与西方城市还有根本的差异。     

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检查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着重分析贫困人口集中的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及其产生机制。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在邻里或社区层面上的集中。城市贫困人口在邻里层次上的集聚,导致三种类型低收入邻里的产生,包括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农民工集聚区(城中村)。分析表明,这些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源于国家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并在住房市场化和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分析和实地调查,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和低收入邻里的特征被检查,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机制得以验证。     

"全球城市"极化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采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当前趋势进行探讨,结合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地域性,针对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对全球化下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向进行分析,发现上海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出现社会空间极化.通过对社会空间因子空间分布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尚不明显.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

基于2007 年在中国6 个大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采用FGT指数法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程度和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老城衰败邻里的贫困集聚度最高,同时承受多重不利状况的下岗/失业人员的贫困集聚度也是最高;事实贫困、被剥夺感与社会福利分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在贫困的决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和市场薪酬对城市贫困的发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低收入邻里和不同社会群体又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性。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市场薪酬机制正在成为贫困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2000―2010年广州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测度

基于广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单中心密度模型和多中心密度模型分析法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人口空间动态变化表现为“内圈层（近郊区）快速增长、外圈层慢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和外圈低速增长”,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增长并向四周扩散,表明广州人口变动的郊区化现象明显,已呈现多中心特征,由200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2个次中心（白云区的新景街和海珠区的凤阳街）”演变至201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4个次中心（白云区的同德街、海珠区的凤阳街、天河区的棠下街和沙河街）”,次中心的人口集聚功能逐渐增强,对城市人口分布影响逐渐增大。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