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②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③ 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社会经济影响、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初级老龄化阶段且不断加深,区域差异缩小,东部地区低速增长,中西部地区老龄化与养老负担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密度属较低密度区,从东向西呈梯度降低。② 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空间布局是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经济水平等因素相互调节与空间分异的综合结果。③ 各机制系数空间异质性的综合作用促使老龄化大致由南北向分异转变为东西向分异的空间格局。省际人口迁移从根本上制约如今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     

中国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基于机构分层分析框架

基于机构分层分析框架,运用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省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研究发现:2010—2018年2类机构的耦合协调类型由濒临失调衰退型变为勉强协调发展型;总体呈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居中,西北、东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沿边地区较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为核心的热、冷点区的空间聚集特征,同时在空间格局改善程度、局部空间集聚效应强度和冷热点区变化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受人口分布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空间等因子驱动,同时存在明显时空异质性特征。     

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及空间演化

研究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揭示其经济差异的驱动机制和实现黄河流域农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GeoDA和GIS软件,结合ESDA-GIS空间分析法,深入分析了1990-2013年黄河流域332个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经济的差异及其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近20多年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整体水平不断上升。高及较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且呈团状集聚,中等水平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传统的农牧区,低及较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头及周边地区。空间格局以高水平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低水平区扩散,分层现象较明显;②1990年以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呈逐渐增强态势,以显著高—高和显著低—低类型区为主且稳定性较强,而显著高—低和显著低—高类型区则较少;③区位、产业结构和政策是导致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死亡率是人口转型关键因素之一,而人口转型又关系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以2000—2015年粗死亡率数据为基础,通过变异系数、趋势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人口死亡率空间格局差异及演变态势,并结合偏最小二乘回归定量分析人口死亡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人口死亡率大致呈西北、东北和东南低,中部及西南高态势,且各时段人口死亡率降低省份高于增长省份;（2）中国各省死亡率变异系数差异悬殊,且在空间趋势中东西方向呈现两端低中间高、南北方向由两端低中间高向北低南高转变;（3）人口死亡率全局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减弱,区域差异缩小,且局部空间上以高-高和低-低聚集为主;（4）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死亡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因子,其次分别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和气候条件等。人均生产总值对人口死亡率起主要抑制作用,其次分别为每千人口床位数、每十万人口大学平均在校生数、人均用水量和空气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合计对人口死亡率在不同年份作用力不一致。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2010—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把握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演变规律对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健康老龄化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自评健康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重心—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2010—2020年中国省域城乡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动态演化过程,揭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环境污染与保护等因素的影响变迁,主要发现：① 2010—202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总体上升,但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城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东—中—西”递减格局趋于强化,乡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向“南高北低”转变;② 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城乡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乡城人口流动导致老年人口健康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③ 环境本底因素作用减弱,环境污染因素作用增强,环境保护举措在城镇地区呈现健康改善效应。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是区域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系统揭示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2007—2019年城市建设用地数据,论文运用信息熵模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用随机森林模型探讨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 2007—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5.34%,但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不断降低,经历了“高位无序—相对稳定—低位有序”的变化过程;(2)黄河上、中、下游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速依次加大,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91%、5.06%、6.22%;中游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下降最多,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降幅相近;(3)黄河流域各类建设用地主要配置在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黄河流域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空间异质性,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信息熵存在降低趋势,而欠发达城市的信息熵逐步增大;(4)城市用地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化的作用最强,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强度次之,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较小,上中下游影响因子的...     

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

本文基于地理信息软件ArcGIS 10.1,选取老年人口系数为人口老龄化指标,运用人口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半变异函数等分析方法,对吉林省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1990-2010年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解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吉林省各县市人口老龄化差异明显,进程加快,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但移动速度减缓;②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的集聚呈现先弱后强的变化趋势;③人口老龄化高—高区向东部集聚,低—低区向西部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④总体上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空间的结构化分异较为明显,随机性因子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程度较弱,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⑤出生率始终是影响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迁出率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人均GDP年对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城市化率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动力使其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城镇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差距较大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空间分布较密但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城市集中程度较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稀疏,但人均拥有城市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偏小,城乡发展差距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单元占比均较低。② 中部地区人口收缩区城镇人口增长普遍较快,东北地区城乡双收缩的特征较为突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③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收缩区越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城乡双收缩。④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中国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优化决策

城乡转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过程。科学认知城乡转型的概念内涵,系统探讨城乡转型的格局、过程和机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转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论文综合解析了中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基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剖析了城乡转型的格局,探讨了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策。结果表明：①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征是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状态;② 2000—2018年,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③ 2000—2018年,全国城乡转型整体上实现了由低水平城乡统筹向中等水平城乡融合的转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城乡转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④ 全国城乡发展可划分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4种类型,各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补齐短板等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中国城市群人口流动问题探析——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镇化下着重以人为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以沿海城市群为代表的三大核心城市群正在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新模式。对沿海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吸纳与流动过程的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聚集的核心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紧密且人口空间结构的集中化特征明显;② 城市群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吸纳能力与城市群级别成正比;③ 在城市群区内人口流动结构的固定化方面,东部沿海城市是流动人口的首选区域,由西部向东部人口流入的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流动将相对固定化,成为城镇人口的主要来源。这就需加强对城市群区内各大城市发展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加强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分析城市群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城镇人口的合理安排,劳动力的地域分工与城市之间产业链的协作关系,以期达到更深刻的探索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育趋势的远大目标。     

收缩型城市:认知误区、统计甄别与测算反思

收缩型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的全新命题。论文在简要梳理收缩型城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收缩型城市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误区。因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划分标准不可比、数量属性与地域空间脱节等原因给科学清晰的识别收缩型城市提出了挑战。在周一星、史育龙（1995）建议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地域互验来分析全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及收缩型城市的甄别框架,测算表明：全国有114个建制市2010年的“城人口”规模低于2000年“市人口”规模,但由于2000年“市人口”的偏大统计以及2010年“城人口”存在的“个别水分”,这些城市也未必就全是“收缩型城市”;在剔除乡村人口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后,全国2000年和20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建制市分别为56个和75个。论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推进城市化区域协同统计制度;要构建“时空对齐”的全国常住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综合考虑各地行政区划建制差异,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的精准划分。     

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揭示了2015年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与空间差异,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正态分布,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东部地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负偏态分布,中部地区呈正态分布,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小城镇规模、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显著正相关。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辖区内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