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

构建并阐述城市住宅的特征租金理论框架,建立包括建筑特征、便利性特征、环境特征、区位特征在内的“四分法”特征租金模型。以2020年3月广州中心城区23126套待租住宅的挂牌月租金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分级空间统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的空间差异格局与空间关联性,构建4要素12个指标的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3种模型比选,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测度住宅租金的影响因素,并筛选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研究城市内部住宅租金影响因素时,可采用本文构建的特征租金理论框架及其特征租金模型;② 广州中心城区中低租金水平的住宅数量最多,住宅租金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城区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关联特征;③ 建筑特征（建筑面积、朝向与楼层、房龄、电梯与物业）、便利性特征（地铁便利性、办公便利性、基础教育便利性）、环境特征（公园可达性、工业污染影响）和区位特征（距市中心距离）共4个方面的10个因素对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差异有显著影响;④ 建筑面积、房龄和距市中心距离是住宅租金的3个最关键核心影响因素,电梯与物业、办公便利性也是核心影响因素。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和特征

本文从设施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满意度4方面,构建设施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和三维模拟技术,探讨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差异特征。由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得出,不同类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服务水平最高,艺术馆最低。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分区可知,54.96%的街道处于低水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空间特征如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沿核心到外围递减,并且核心区较高,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偏低;服务水平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倒“U”型趋势,并且东西方向相对于南北方向变化较为平缓,由西到东微弱上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弱;文化设施等级与服务水平基本相匹配,高等级设施占比较多的城区设施服务水平也较高。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研究

以城市居住小区为统计单元,研究了吉林市城市居住小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通过对吉林市居住小区资料的分析,归纳为5种类型:传统边缘小区、单位住宅小区、混合住宅小区、中低档商品房小区和高档商品房小区.运用密度分析法、圈层距离分析法和景观格局测度法,分析了各类居住小区的空间形态特征,归纳出目前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的3个空间结构层次:中心城区、外围城区和城市边缘区.传统边缘小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区,在西部和南部边缘有较高的密度;单位住宅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地块破碎度较小;混合住宅小区数量最多,面积最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城区也有较多分布;中低档住宅小区数量很多,分布较均匀;高档商品房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交汇处的松花江沿岸,在城市边缘区没有分布.运用叠置分析法分析了吉林市城市居住空间的资源可获性,并将资源可获性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混合住宅小区的资源可获性指数最高,传统边缘小区指数最低.通过对小区居民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各个类别城市居住小区内居民的社会结构特征.发现小区的社会分异现象初显,居住小区内居民同质属性越来越弱,居民生活社区化明显,邻里关系淡化,老龄化特征凸显.     

中国铁路客运网络可达性空间格局

基于铁路客运的基本特点,文章采用空间距离、时间距离、连接性、可选择性等多项指标对我国铁路客运网络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各项指标侧重点不同导致其反映的空间格局的明显差异。空间、时间距离指标均呈现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但前者由中心向外围呈环状各向同性衰减,后者表现为各向异性,沿若干铁路干线衰减速度较慢; 连接性指标中东部地区优于西部,中心地区优于边缘,而可选择性指标东西分异显著,京广线以东(含京广沿线)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从空间均衡角度,主要体现铁路客运基本服务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连接性三指标相对较好,但偏重于高级服务的可选择性空间分布相对不均衡。主要铁路枢纽中,北京、上海、郑州、武汉等全国性铁路枢纽可达性明显优于广州、成都、兰州和沈阳等区域性枢纽。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上海市会展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以上海2 156家会展企业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平台,研究了上海会展业时空演化过程,并从产业链角度探索会展企业的布局特征,最后探究其演化机理。结果发现：1）2000年以前上海会展业发展缓慢,空间分布差异逐渐减少;2002年之后,空间分布差异加大,集聚态势加强。2）1992年会展业主要集中在黄浦区和静安区,单中心集聚显著;2002年会展业沿黄浦江西岸逐向两侧延伸,形成以上海市政府为中心、徐家汇副中心为次核心的黄浦江西岸会展业发展轴;至2014年底呈现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扩展的网状分布格局。3）上海会展产业链均值中心主要分布在上海副中心城区徐汇区和中心城区黄浦区,空间分布上具有正的空间集聚现象,下游会展服务企业空间集聚态势更为明显。4）上海会展业空间格局的演化是区域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城市交通和展馆设施、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重大节事等各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     

近代城市医院的空间布局及演化——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引用广州志书资料和民国文献档案资料,采用历史文献、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复原广州医院历史分布图,发现广州近代医院在景观扩散模式上,早期阶段属于墨渍式迁移扩散,之后,转向以区位条件优次为主要选址依据的等级扩散;在选址布局上,形成以老城高优势度区域为中心,自中心向外围环状递减的等级区域分布格局,而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密集于城市中心,教会医院和慈善医院散布在城市外围,在类型上,呈现为外围型和中心型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研究显示,广州近代医院的空间布局,主要受人口、经济和交通因素的影响,同时,政治、宗教、城区环境和医院特殊性等外部条件起着一定的制约或促进作用。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广州市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广州城市通达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

广州市在2000 年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10 年初步形成“两心四城”城市空间格局,随后在发展战略中加入“中调”,以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布局,谋求在2020 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架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调整有赖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密度也是进行城市通达性差异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州的城市交通通达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网格分区法对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区域划分和密度计算;进一步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地铁）网络的时间通达性度量,对广州市的城区通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区的通达性呈现同心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性较大,城市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地铁网络时间通达性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值进行区位等级划分,探讨区位因素与交通通达性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共、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区的空间特征差异,进一步甄别广州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差异,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空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Gentrification and the suburbanization of poverty: changing urban geographies through boom and bust periods

Many postindustrial cities across Europe and other contexts are marked by growing social–spatial inequalities, housing liberaliz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which limit the housing option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We investigated changes in the residential moves of different low-income households (working poor, low-to-middle income, and unemployed) in the Amsterdam and Rotterdam urban regions for the time period 2004–2013. We found an overarching trend fo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poverty toward the urban peripheries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hile this trend appears to be relatively crisis resistant in the tight Amsterdam housing context, it is more cyclical in Rotterdam and has slowed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ow-to-middle income and unemployed household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the urban regions surrounding cities, particularly to higher density satellite towns. Nevertheless, a growing number of working poor households remain highly urbanized, employing various coping strategies to acquire housing.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suburbanization of poverty is both a direct process of poor households moving from city to suburb, and a broader indirect process caused by exclusionary mechanisms such as the decreasing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inner-urban neighborhoods, which reflect broader changes in the geography and socioeconomic patterning of urban regions.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南京城区住宅售租价格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中国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前沿课题。以南京4560个居住小区为研究总样本,采集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各小区平均住宅售价和租金,选取6个特征时段和小区分布相对集中的重点研究区,采用克里格插值法分析研究区内住宅售租价格的空间分异与演变特征,发现售价空间分异明显加剧,高值区渐显于河西新城、江心洲和鼓楼名校学区;租金空间则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格局转变为整体更加均衡的新老城区多中心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住宅“区位”属性,构建售租价格分异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中心位势变量对售租价格的解释度最高,而配套服务类区位因素对售租价格的解释力在降低。南京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常规“区位”因素对房价分异的重要性持续减弱,学区、政策偏向等特殊“区位”因子对房价的决定性作用则逐步突显,而“售租比”全面快速增长则预示着城市房价风险程度的整体提高。     

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影响的分市场研究——以深圳市龙岗线为例

研究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有助于将轨道交通带来的外部效益转化为内部收益,对城市地铁的建设和运营具有重要意义。在真实城市空间中,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存在,轨道交通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并非都是相同的,因而需要划定分市场进行研究。本研究以深圳龙岗线郊区段为对象,首先运用Moran'I 指数证实了空间自相关效应的存在,并构造变量将空间自相关效应纳入模型进行控制,结合其他变量构建了4 个Hedonic 模型,然后通过Chow Statistics 检验划定远郊段和近郊段2 个分市场,最后运用最优的Hedonic 模型对轨道交通影响住宅价格的分市场进行研究并解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 轨道交通在近郊段对沿线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② 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影响存在分市场效应,不同分市场中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龙岗线近郊段对沿线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远郊段对沿线住宅价格具有负向影响;③ 可以通过Chow Statistics检验来划定分市场,龙岗线近郊段和远郊段的分界点为“六约—丹竹头”,近郊段分市场的空间范围可能与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有关;④分市场的形成原因是空间异质性,龙岗线郊区段的分市场是由两个区域中心的空间分布差异所导致。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将1997-2012 年划分为4 个时段,采用ArcGIS 与次序多元Logit 模型分析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住宿业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演化关系,反映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特征。结果表明：① 北京住宿业时空演化的向心集聚与离心扩散趋势并存,属于相对扩散;扩张表现出集聚特征与方向上的差异性;同心圆式、局部扇面式、廊道式、飞地式、填充式等扩张形式并存;② 可达性、基本地价、空间集聚是住宿业时空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③ 城市化进程影响住宿业的区位转移,住宿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力量之一;④ 塑造城市结构的离心扩散作用增强,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增强。     

天津市人口郊区化特征及其动力因素

基于"五普""六普"街道、乡镇数据,运用GIS及人口密度模型分析天津市人口郊区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根据2005—2015年各区县数据,剖析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天津市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化并存,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天津已形成多中心格局,副中心人口聚集效应日益显著;人口郊区化伴随就业岗位的郊区化,但人口和产业存在空间分异现象;土地、住房制度改革及郊区经济发展加快了人口郊区化进程,公共服务的集中延缓了人口向郊区迁移,滨海新区发展、交通与通信网络的现代化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创造了条件。提出进一步推进城市组团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及以公共服务引导人口流动等措施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有序分流。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