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时空分异格局及障碍因子诊断

随着“新东北现象”的出现,东北地区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突显,可持续生计安全亟待提升。以2003~2015年东北地区37个地级市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构建可持续生计安全评价体系,采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对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讨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空间分异成因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总体偏低,整体上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但随时间推移,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② 空间集聚性特征显著,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分布主要呈现哈长地区和沈大沿线地区两大组团,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呈边缘式分布于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南部等经济落后地区。③ 工业化水平、经济总量、工资收入、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投资强度等是影响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的主要因素。④ 资源环境支撑力和经济生产力是制约东北地区可持续生计安全提升的两大短板;空间阻力模式以“经济效率>生态安全>社会公平”类型占主导。最后,提出应将政策与制度因素纳入可持续生计安全框架。     

广州市银行业的空间布局特征与模式

以广州都市区2013年全部类别银行的1 637个银行网点为基本数据,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函数、缓冲区分析、空间模式提炼等方法探索广州市银行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其类别差异,总结其空间分异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银行业空间不均衡性布局显著,并呈现中心集聚特征;② 不同类型银行的分布特征差异显著。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便利性和数量等级高,网点密度大,构成了广州市银行业的主体;③ 广州市银行业布局总体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圈层+扇形”空间模式。其中,核心商圈是银行业高度集聚区,中心城区密度递减最为显著,近郊区密度最低;④ 不同类型银行的空间密度模式差异显著。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呈现由中心到外围非均匀递减的倒“S”型、“L”型和“阶梯型”曲线模式。外资港资银行呈现为核心商圈集聚模式。农村商业银行为均质的“一”字型直线模式。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密度分析、最近邻距离分析及区位熵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长春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零售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特征,商业业态空间分化逐渐显现,不同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较大;② 零售商业网点规模容量呈现老城区小规模密集分布,外围开发区大规模离散分布特征,且商业网点的规模容量等级结构较为合理;③ 不同区块的零售行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成熟区块表现出多行业、多功能复合特征,发展中区块单一功能特征较为明显;④ 商业业态演进及其内在特性选择、居民消费结构与行为因素影响、集聚经济效应驱动及公共政策的宏观调控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指数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基于2015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首先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了空气质量指数（AQI）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采用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指数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年AQI在空间上整体具有东高西低,长江以北高长江以南低的分布特点,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气污染严重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长三角城市群的江苏省、浙北地区、皖北大部分地区以及上海市。空气质量较好的冷点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云南省、四川的攀枝花以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② 长江经济带AQI在季节上呈现冬春高、夏秋低的季节变化趋势。总体而言,四季的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鄂皖苏,低值集聚主要分布在云贵地区。③ 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模型结果证实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FDI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人口密度、公路客运量均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而第三产业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加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的改善。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地理监视的应用

运用重心模型、时空跃迁和地理监视揭示了中国地市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相互作用。① 赤字率重心西移,地域不均衡。② 赤字率分布具有路径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③ 经济越落后赤字风险越高,赤字冷点区集中于沿海且消退;热点区东扩且风险上升。④ 赤字累积风险顺地势阶梯递减。⑤ 广大中东部地市为非预警区,继续积极财政政策,但支出需偏向社会福利,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预警区多为中西部工业城市,应增强内生动力以实现财政与经济长期协调发展;调控区集中于青藏高原及边缘,中央应加大扶持民生,减轻地方压力。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渭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

运用Bootstrap-DEA模型计算2000~2015年渭河流域陕西段39个县区水土流失治理效率;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各县水土流失治理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5年,研究区水土流失治理效率从0.263增至0.336,整体治理效率仍处较低水平;前期生态治理效率的增加缘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后期规模效率对治理效率的增加起到了主导作用。② 县域的治理效率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热点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2005年治理效率表现出2个热点集聚区,即以宝鸡市千阳县为热点区、乾县和武功县为核心辐射至永寿县和礼泉县的热点集聚区,冷点区域则以临潼为中心,辐射到西安市辖区、高陵、富平和三原县;2010~2015年治理效率的热点区域与冷点区域较2005年有所收缩且保持相对稳定。③ 渭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效率的时空变化是降水、坡度、灌草面积覆盖度、人口经济和农业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各县的治理效率的贡献呈动态变化,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全局角度权衡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     

中国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滑雪场是冰雪运动的空间载体和冰雪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研究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冰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770家滑雪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滑雪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山东、新疆、河北等北方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属于聚类分布型,具有聚集性和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② 已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高密度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高密度区,以及以长治为中心的晋冀豫次级高密度区;③ 地形、气温、经济、城市、交通因素对滑雪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包括正负值差异和高低值差异;④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性,其中自然因素产生的空间差异性更大,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整体呈正相关,且主要作用于北方地区的滑雪场。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多尺度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及联动模式

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基于城市群、县（市）、地区等多尺度对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工业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及联动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可划分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和工业区等3种类型,空间分布上均呈现为集聚态势,且总体集聚程度较强,具体表现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工业区。② 工业旅游形成“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布局,分布密度由城市群中部向周边递减,中心城市向县、县级市递减。③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在城市群尺度上呈“团状”,县市尺度上呈“孤岛状”,地区尺度呈“块斑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工业旅游的点?轴联动、集聚联动和一体化联动模式。     

基于POI数据的南京市空间格局定量研究

从语义属性、几何形态等方面对典型城市空间格局要素进行定量化抽取及特征分析,总结归纳出城市空间格局要素间的关联特征。在此基础上,将POI数据进行分类,设计了基于平面核密度估计算法、空间聚类与双重密度因子分析分析算法,并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栅格叠加计算，提取边界，分类渲染以及栅格重分类等步骤,实现南京城市空间格局及商业中心抽取。结果发现城市商业中心有效地反映了城市空间总体格局的区域分布，提取出的南京市商业中心基本符合2000—2020年的南京市总体规划，但文本并不能直接体现城市各商业中心的定位，城市中除了主城区这个集聚且组团的单中心商业模式，各个县城、开发区、高新区都有各自形成的商业中心，符合城市的多商业模式。较传统的城市商业空间研究来说，基于POI数据的定量研究对城市总体格局及商业空间的认知更为精细，有助于商业中心的识别及行业特征的分析，便于政府部门对现有规划功能区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整，使得不同功能区空间结构与特征关系更加合理。     

多中心城市中山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

以低密度多中心城市——中山市为例,采取政府主导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40445 个调查样本,应用ArcGIS 等分析工具,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与职住地点等信息,对居民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进行可视化,分析中山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格局。结果表明：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圈层结构均不明显。全市职住空间分布整体较均匀,主城区职住基本平衡;周边镇区尤其是西北组团、东部组团职住比高,而主城区较低。全市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显著低于国内大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主城区和外围镇区间的通勤量及其比重小,全市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外围―中心“钟摆式”通勤,在通勤方向上更多表现为内―内通勤和外―外通勤。居民的职住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以及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低密度多中心的城市职住平衡程度高、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较短,而主城区与外围镇区通勤联系不紧密。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

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算、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河北休闲农业品牌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并逐步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沿路”“傍水”“环城”“近景”“依产”分布特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针对河北省休闲农业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地理加权特征价格法的上海外环内住宅租金分布成因分析

城市住宅租金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性质,既反映房地产的市场供需关系以及价格决定机制,也反映了居民的住房需求满足情况和解决方式。建立以特征价格法为基础的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索影响上海住宅租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通过Web数据抓取获得上海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的住宅租金样本数据,根据特征价格法将影响住宅租金的9个因素归纳为区位特征、邻里特征、整体特征三大类,利用双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双形态分析对比。结果表明:市中心辐射对上海住宅租金的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地铁站点对城市中心的租金影响较弱,对近郊的租金影响较大,而内环内租金对就业可达性最为敏感。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前者受限于学区划分和户籍政策,对租金的影响以内环线为界呈内低外高;而后者虽不受户籍限制,但服务范围狭小,对浦西的影响较大。浦东租户对小区环境及小区竣工年限支付意愿更高。     

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与多中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城市人口增长和空间演变剧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先采用地理图形分析方法对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过程进行了分析,后又采用数学模型方法对都市区人口分布多中心化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区人口高密度空间已延伸到近郊区,且远郊区中的区县政府驻地和一些优先开发区域的人口密度也已很高;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已出现多中心化趋势,除了老城区北部的山西路已发育成除市中心新街口之外的人口次中心以外,郊区人口集聚最强的热点--河西新城区的万达广场也有望发育成另一个人口次中心。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及景观格局研究——以揭阳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区域空间人口集聚形态的一种表现,是构成乡村聚落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特征的分析研究对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和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重要意义。运用Ripley's K函数和ArcGIS 10.2中的核密度法来研究广东省揭阳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建立河流和道路的缓冲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影响居民点空间格局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揭阳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属于集聚分布。(2)60%以上的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在由榕江、龙江和练江三大水系构成的河网体系周边。(3)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在普宁、榕城、揭东、蓝城和空港经济区的县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