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内蒙古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可达性分析

厘清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明晰其空间可达性是旅游规划制定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的前提基础。利用核密度、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揭示了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基于高德地图路径规划功能实时获取道路交通状况,构建了红色景点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阐明了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呈“大分散、小集聚”现象,以呼和浩特市和兴安盟为核心区域核密度值较高,尤以呼和浩特市周边显著。各盟市红色旅游资源类型特色鲜明,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类型较为齐全,但分布均衡性较差。（2）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间通行时间成本较高,平均通行时间256.229 min,可达性较差,且内部差异较大,极差值约274.1 min。可达性系数值域范围为0.752～1.816,其空间格局呈“中心-外围”圈层状逐渐递减特征,呼伦贝尔市和阿拉善盟地区成为可达性“边缘洼地”。（3）景点区域位置、景点核密度因子对可达性差异解释力最强,且两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大。任意两因子对可达性分异的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不存在独立或减弱关系。     

新疆优质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是旅游资源开发战略选择的依据,也是旅游地发展的基础。以新疆优质旅游资源为核心,基于Arc GIS技术,采用核密度和可达性分析法研究其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和空间可达性。结果表明:新疆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一轴一带格局,一轴即亚欧第二大陆桥,一带即新疆沿边境带;新疆优质旅游资源空间可达性较低,尤其是南疆;计算以乌鲁木齐为原点出发到达新疆各优质旅游资源点的时间,有116个景点在6 h可达圈内,占研究景点的44.96%,有62个景点在10 h可达圈外,占研究景点的24.03%。基于核密度和可达性分析结果及其形成的影响机制,提出新疆旅游业空间发展战略。     

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距离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等模型分析江苏省射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研究表明：在可达性成本上,镇中心半小时经济圈为5 km,成本从中心沿公路网向外围呈增长态势;村中心半小时经济圈半径为1 km,呈现“满天星”分布格局;耕作成本一般为5 min,西部村庄可达性高于东部。在点格局上,农村居民点分布集聚,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特征。在规模空间格局上,农村居民点规模普遍较小,具有“太极”状结构。在可达性空间格局上,镇中心平均可达性呈现“双管”结构,高值区在射阳县西部和中部形成条带状分布;村中心平均可达性空间上类似“树枝”结构,呈现中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连片分布的格局;耕作平均可达性具有南部高值、东部低值连片和中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可达性可划分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和可达性低值区三级,射阳县可达性以中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公路沿线”布局特征。     

山西省县域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

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技术模型和方法,对山西省107个研究单元的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整体来看,山西省可达性水平形成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局部来看,东部可达性优于西部,南部优于北部。②县际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呈“大”字形,初步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的空间联系格局;城市对外联系总量差异较大,空间上表现为以省会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的单元为主的中心—外围格局,西部沿黄河一带的边缘单元与全省其他单元联系微弱,对外联系强度小;各省辖市与北京、石家庄、西安、济南、郑州联系紧密,与银川、兰州等西部省会城市联系较弱。③县际经济联系受城市基础规模、交通优势度、区位、城市化水平、地形等因素影响。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及演化

交通是旅游系统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是中国“交通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高铁网络化对中国城市旅游可达性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极大地改变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和辐射力。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全国338个城市可达性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全国城市旅游吸引力空间特征及演变。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整体得到优化,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交通指向性,形成“高铁廊道”效应;②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呈现出“多中心”环状发散和“枝状”扩散的双重特征,尤其是沿高铁线“枝状”扩散更为明显;城市旅游场强变化率在高铁线形成高值走廊,并呈现以高铁轴线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③ 高铁对高旅游场强区和较高旅游场强区影响最为显著,分布城市数量大幅增加,面积拓展超过100%;且高铁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场强值,旅游吸引力辐射范围沿高铁线扩张。     

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及便利度评价

以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旅游类兴趣点数据为基础,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及便利度进行分析,为郑州市旅游空间布局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上表现为“北多南少、北密南疏”的格局,呈现出面状集聚和点状分布并存的局面,市辖区的旅游资源远多于其他区县;（2）郑州市旅游资源相对较分散,各类旅游资源主要沿“东南-西北”“东北-西南”的方向分布,且存在一定的向心性;（3）餐饮、酒店、交通等服务设施与不同城市旅游资源类型的空间匹配度不同,其中交通设施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匹配度最高,旅游资源倾向于分布在交通发达、食宿方便的区域;（4）郑州市旅游资源便利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间高,四周低,城区连片,郊区分散”的整体格局。     

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研究发现：① 高铁极大提升了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高铁廊道效应”。网络化形成进程中,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由主干道运行期的“极化特征”向支线完善期的“均衡特征”转变,东北“全域式旅游”发展格局开始形成;② 主干道形成期,高铁以“虹吸效应”为主导,加剧了东北旅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促进哈大旅游经济带形成;支线完善期,高铁以“扩散效应”为主导,均衡式发展格局开始凸显;③ 高铁推动了东北城市“同城化”发展进程,市内游、周边游模式将发生改变,省际游、跨地区游模式将逐步盛行。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理论,尝试性提出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剖析其周期性特征。并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距离、重心模型、时间同步性等分析方法,从结构、时间和空间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演变过程,推演出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的模式与规律,揭示其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①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结构总体呈凝聚型分布,内部为“两均两凝”型,重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移动表征,且空间内部同步性较好,但差异性特征较强;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经历了出现期点状→生成期核心-边缘→发展期双核两翼东西联动的周期性模式。③ 旅游地地理尺度上 “集聚力”、“路径依赖”和“旅游价值链”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演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长江三角洲公路网络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以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标,1986年、1994年、2005年为时间断面,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公路网络中主要节点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并结合公路货运特征 (货运量区位商) 分析了各节点可达性水平对其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可达性空间格局总体变动不大,其值以上海、苏州、嘉兴为中心向外围呈不规则环状增高;公路网络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内主要城市间的可达性,但不同阶段可达性演化特征不同,第二阶段 (1994~2005年) 可达性提升较之第一阶段 (1986~1994年) 更为显著;可达性值变化幅度与初始值有关,可达性值变率在第一阶段由北往南逐渐降低,而在第二阶段呈多极格局;随路网的不断完善,可达性水平由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优化;多数城市可达性状况优于平均水平,各节点城市相对可达性在第一阶段变化不大,但分布趋向于不均衡,第二阶段改变较大并趋于均衡分布;各节点城市可达性对其发展的影响可分为良好支撑、相对制约和基本适应三种类型。     

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POI教育设施点数据，以街道为研究尺度，利用ArcGIS的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以及GeoDa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西安市主城区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空间布局上，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表现出“外疏内密、东疏西密、北疏南密”的特征，在方向上，其空间布局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特点；幼儿园及小学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少部分集中在外围，中学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H-H类型区主要集中在城南和城北，L-L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特殊区域。总体来看，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清晰地反映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格局，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合理规划教育设施的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边疆旅游地县域旅游经济时空变迁及驱动机制研究——新疆案例

以新疆7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指标，利用ESDA、ArcGIS和GeoDa等分析方法和手段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08—2017年新疆县域单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地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县域旅游经济集聚特征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彼此之间差异明显，集聚性存在显著的由北向南梯度增强的格局特征。（2）县域旅游经济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逐渐形成，但并未改变“北热南冷”的分布格局。（3）受“东北-西南”方向牵引力影响，旅游经济重心轨迹变化呈多个“V”字型重叠分布，也使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也在此方向上逐渐增大。（4）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县域旅游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非都能促进各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生态协调模式研究

建立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共生演化Logistic模型,通过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模型对Logistic模型中的基本指数进行求解,进一步计算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共生系数,结果表明：天津和上海两市发展模式已摆脱资源索取模式,其海洋经济生态共生模式的探讨意义较小;其余沿海九省中,河北、江苏、广西和海南4省处于反向共生水平,辽宁和山东两省呈现并生模式,浙江和广东呈现出生态受益的偏利共生模式,福建则呈现出经济受害的偏利共生模式。根据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生态共生模式,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沿海省市今后的经济和生态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基于协同理论的旅游综合体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案例地,引用协同理论为指导,探讨了旅游综合体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认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由多要素组成的协同系统,经历了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共生-融合”的演化过程,萌芽、成长和完善3个阶段集聚的分别是传统旅游业态要素、新兴旅游业态要素和创新旅游业态要素。演化本质是协同系统序参量的变化,不同演化阶段序参量各异,萌芽阶段体现为要素集聚,受外部经济效益驱动;成长阶段体现为要素共生,受内部要素结构调整驱动;完善阶段体现为要素融合,受创新驱动。演化动力是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通过系统内部与外部的能量交换及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反馈机制来实现。选取房价作为指标,采用均质与非均质空间比较法测定了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创新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优良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市场为基础,以旅游业为核心,吸引相关产业要素集聚,形成共生和融合效应,发展过程中注重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和内部自组织调控。     

专业村集聚时空演化特征——以河南太行山麓为例

专业村发展正在经历由点到面的集聚发展阶段,逐渐呈现出集聚态势。在对专业村集聚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外延（空间集聚）和内涵（功能集聚）两方面分析,构建测度模型,并以河南太行山麓集聚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 专业村集聚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空间范围和内部功能都在不断发生变化。② 空间演化遵循“中心—外围”路径。实证分析表明河南太行山麓专业村存在空间集聚,且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集聚范围逐渐扩大,并沿“中心—外围”路径扩散。③ 功能演化受亲缘、地缘、业缘联系的影响,联系密度逐渐增强。实证结果显示,河南太行山麓专业村集聚网络密度和集中度均上升,表明其网络联系紧密度逐渐增强,集聚优势凸显;中心势和中心度有所下降,表明专业村之间的支配关系更均衡,呈现由两极分化到层级发展的趋势;功能演化经历了低水平均衡阶段、极核阶段、高水平均衡阶段。     

城市医疗机构分级可达性与空间公正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医疗机构可达性是衡量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均衡的可达性水平是实现空间公正的基础。利用医疗机构、居住点POI数据以及腾讯点位数据,采用基于空间格网的最近设施点法分析,探索了西安市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及空间公正格局。结果表明：西安市医疗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其中,三级医院的15 min圈层分布于主城区;一、二级医院的可达性格局相似,30 min圈层覆盖率超过7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15 min圈层覆盖率达到71.02%,仅有2.04%的居住点未被覆盖。医疗资源空间公正形成了4类区域：综合医疗空间公正区范围覆盖90.88%的居住点,48.13%的城市空间;高等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位于城郊地带;基本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范围狭窄,仅于行政区交界处分布;整体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部和东部的秦岭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