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与中国角色演变

产品内分工已成为支配当代企业分工与产品生产的重要模式。研究智能手机生产网络价值分配格局,对辨析中国大陆企业在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2—2017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以其零部件价值含量与技术要求为测度标准,分析了苹果手机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大陆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变化。发现：高价值环节的供应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而中低价值环节则以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供应商为主,且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中间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供应商分支数量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缩减明显,日本、韩国较为稳定,中国台湾增加明显。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供应商分支趋向中国大陆集中。印度、巴西以及越南等地成为新的中低端价值环节转移承接地。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苹果手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得到了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地区等地逐渐形成了苹果供应商分支的集聚区域,呈现出零部件生产的区域分工特征。长三角(上海-苏州为核心)与珠三角(深圳-东莞为核心),承接了价值链多个生产环节,是中国大陆嵌入苹果手机生产网络的主要阵地。成渝地区既承接了芯片类企业布局,也承接了价值链低端的组装代工和包装服务环节,呈现出在价值链两端双向承接的特征。环渤海、福建及湖南等地主要承接苹果手机价值链的中间环节,而中原地区主要以苹果手机组装与包装服务为主,承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最后,论文从创新驱动、政府作用与外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大陆地位提升的因素。     

山西省县域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

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技术模型和方法,对山西省107个研究单元的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整体来看,山西省可达性水平形成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局部来看,东部可达性优于西部,南部优于北部。②县际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呈“大”字形,初步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的空间联系格局;城市对外联系总量差异较大,空间上表现为以省会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的单元为主的中心—外围格局,西部沿黄河一带的边缘单元与全省其他单元联系微弱,对外联系强度小;各省辖市与北京、石家庄、西安、济南、郑州联系紧密,与银川、兰州等西部省会城市联系较弱。③县际经济联系受城市基础规模、交通优势度、区位、城市化水平、地形等因素影响。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空间集聚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以制造业集聚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度集中在苏南?上海?杭（杭州）绍（绍兴）甬（宁波）组成的区域且地位稳固,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制造业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总体地位有所提升。② 地方化要素中的职工工资和开发区变量对县域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价格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的作用不稳定。城市化要素中的城市规模、城镇化率、外来迁入人口以及城市制造业结构多样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了长三角区域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全球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其中FDI对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分布格局变化及驱动机制

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是反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格局及指示产业迁移扩散的风向标。利用苹果公司公布的2012—2020年供应商及其子公司数据,研究了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及变化,并从全球化、市场化、地方化以及技术管制分析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宏观格局具有非常强的少数国家或地区集中分布特征。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少数东南亚国家在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具有较强分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环节具有明显分布优势。第二,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格局为高价值环节供应商以美国、日本双核为“龙头”,中等价值环节以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三强作“龙身”,低价值环节以中国和中国台湾为“龙尾”,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动式“龙型”发展格局,中国逐渐向“龙身”迈进。第三,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微观分布主要呈现出“太平洋东岸研发设计、西岸零件制造”格局。中、高价值零部件环节倾向于布局在北美、西欧、东亚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城市化地区,而低价值零部件环节主要呈现向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及周边和向內陆扩张趋势,越南、印度的新兴城市化地区释放出较强的在中、低端环节“分流”信号。第四,全球...     

县域尺度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

2000年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新常态与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县域尺度出发,基于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应用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10年间中国2283个县域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模式多样,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以均质化、轴带特征为主;而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则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分布特征。②2000-2010年间,人口老龄化均值从6.7%增至8.7%,表明中国县域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步入老年型的县域多集中于内陆、东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10年间人口老龄化总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但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差异显著。③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不同地域类型间、城乡间、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存在差异,且差异变动的方向并不一致。④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因素为各区域往期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序列人口比重、人口流出的比例等。     

发达国家都市区研究的实践与中国的借鉴

都市区的概念自1910年由美国提出后,西方各国纷纷学习借鉴,建立了各自的都市区统计体系。其作为经济和社会分析、管理的空间单元,不仅在政府层面展开讨论,而且在学术层面的研究也逐渐繁盛起来。伴随着郊区的出现、填充、蔓延以及计量革命、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都市区研究的重点与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相较之下,我国学者对于都市区的概念、界定以及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还未对全国范围的大都市区进行具体界定。本文主要对西方发达国家都市区概念的起源与实践应用进行梳理与比较,并以时间维度对西方学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最后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开展评述与总结,以期为中国都市区化的研究实践提供借鉴。     

中国中部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淘宝网5类店铺为例

基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C2C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选择居民消费最常见的五类店铺进行数据搜集,以店铺的服务质量为特征量,分析中部地区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次看,综合、服装类、电子类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湖北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家居箱包类、美食类与美妆类前四位排名与综合服务质量有所差别,后两位保持不变。② 从市域层面看,省会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强市的综合服务质量较高,外围区综合服务质量较低,北部太原市周边形成低值集聚区。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类服务质量均存在微弱的负空间关联,彼此之间的临近效应不明显。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市处于显著HL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明显。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主要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辐射状模式,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较高。以电子、美妆类为表征的空间联系强度网络比另外三类相对复杂,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优于另外三类。从复杂网络特征看,总体上表现出以核心城市和少数综合实力强市为主的“核心—外围”空间布局结构,产生了中心度与集聚系数不相匹配的倒置现象。③ 从影响因素看,基础规模实力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城镇化质量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撑,信息化起着融合助推作用,物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弱化,区位优势的作用有所下降,六类影响因素交织影响造成了中部市域店铺服务质量的分异格局。     

《重塑：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区域和网络》评介

<正>全球化、信息化与科技进步三者的共同作用推动世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投资、贸易和组织方式等都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和区域分工体系的变革，并最终引导城市与区域空间组织和形态出现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因此导致的城市功能本身、城市-区域联系与城市网络体系等浮现出的新特征、新趋势，乃至以此引发的城市-区域空间重构等问题，加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