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演化及空间分异模式

从经济基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构建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和ESDA方法,从地级行政区尺度对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内部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黑龙江省北部成为东北经济发展最薄弱的地区;在空间上,东北经济发展呈现出集聚性,并主要表现为核心-边缘、轴带集聚发展以及沿海-沿边等空间分异模式。     

耦合生态服务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框架

在深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根据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以生态服务流为纽带形成的反馈机制,提出基于驱动（Driver）-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框架。该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区域生态安全维持和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形成的机制,拓展区域生态安全评估、生态安全格局维持和提升的视野。当前,耦合生态服务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有3个关键的前沿议题：① 生态服务需求和生态服务供给的空间耦合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② 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流网络结构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活动阈值;③ 耦合人类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估模型。     

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测度

近20 a来,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均呈快速发展趋势,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基于1985年以来中国航空旅客吞吐量和旅游人数的历史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从全国和省域尺度定量分析了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时空相关性;在全国尺度上,两者发展呈现出长期均衡的关系,且航空运输业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率大于旅游业对航空运输业的贡献率;在省域尺度上,根据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相对关系,可将省份划分为高-高协调型、高-低磨合型、低-高磨合型、低-低协调型4种类型。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及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与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两者运营网络的空间竞争范围越来越大。从个人出行视角出发,同时拥有高铁与民航直达列车/航班的城市对为出行提供了选择机会,定义为高铁-民航竞争网络。以2007-2015年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所有城市对为切入点,尝试刻画其演化过程与模式、网络结构与距离分布规律,并最终总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扩张趋势,规模不断扩大。②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具有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③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城市对的距离范围主要分布在800~1 500 km,但运营的列车/航班频率竞争关系的临界值为1 000~1 100 km。④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遵循核心-核心、核心-边缘自上至下的拓展规律,并主要受城市规模、行政职能等级以及地理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中国区域发展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及其预测

基于1997~2010年的全国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多尺度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库,采用GIS与空间统计学相结合方法,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及时空格局的尺度依赖性,并对未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进行合理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7~201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中心位于河南省境内,并呈现出西北移动的趋势,出现沿海-大陆共生的经济空间格局并逐步均衡化。② 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为显著的尺度效应,其分布重心、形状和方位在不同尺度上发生变化;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其经济重心越偏向西南方向,其空间分布形状越接近于正圆,主轴方位越偏东。③ 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20 a中国经济重心会继续向北移动,略微偏向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群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研究结果可以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人才流动的地域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就业数据,采用指标评价与冷热点分析方法,分析升读大学与本科就业两个流动阶段的人才流动地域模式及省域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表明：① 人才流动具有明显的本地空间粘滞性特征,地域模式包括“本地-跃迁”型、“本地-半依附”型和“本地-依附”型。② 省际层面形成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显示了优势区域的整体粘滞性对人才高地形成的意义。研究指出,把握关键节点、依托城市群来发挥粘滞作用有助于城市推进引智工作。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中国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目标,建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灰色关联方法（GRA）,定量评判2005-2015年2系统各要素间的耦合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划分,研究其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属于中高等关联,科技型人才与财政科技拨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科技金融对进出口贸易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研究期内,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先后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处在初级协调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间差异,具有“沿海-长江经济带-内陆”3级阶梯递减的变化规律,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① 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 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研究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交互作用；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溢出的正反馈效应。影响因素中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贡献强度排序为：海洋环境>海洋产业>海洋人才>海洋资本>海洋科技，对其他地区溢出效应影响的排序为：海洋基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研究为环渤海地区海洋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评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准确把握新时代背景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面板、门槛、贝叶斯等多指标评价模型,考虑指标时效性研究与内在逻辑联系,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路径-目的为分析框架,评价2007—2017年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选择等。结果表明：① 通过指数测算和综合分析,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差异较大。从高质量发展前提来看,各省市发展稳定,基础水平呈明显的3个梯队;从高质量发展路径来看,各省市差异较大,上海优势明显,天津与广东有一定的优势,广西、海南需要注重实力与稳定性的共同提升,其他省市发展需要注重稳定性;从高质量发展目的来看,各省市发展较不稳定,实现结果差异小,没有明显的梯队形成,但广东省与浙江省有显著的提升趋势。② 海洋经济创新驱动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V”字型影响,目前创新驱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最大,潜力较大。③ 海洋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U”字型影响,目前结构优势红利尚不明显,需推进结构优化向下一个门槛跨越。④ 海洋经济发展效率提升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其发展基础好,潜力最大。⑤ 海洋经济市场环境优化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正向影响趋势,目前红利不明显,需推进市场环境优化向第三门槛跨越。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研究

中国海洋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明显。以沿海1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2个角度,运用变差系数及加权变差系数来表现1996~2010年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成倍增长,总体差异在波动中减小;采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对海洋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演化进行分析,得出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海洋产业集聚规模有所减弱,各产业趋于均衡发展;具有资源属性的海洋产业集聚程度最高,海洋第三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将其分为3个梯队;使用R/S分析法对沿海地区差异情况进行预测,显示未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最后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等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海洋资源约束与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基于海洋资源“尾效”的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尾效”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份（不含港澳台）海洋资源“尾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洋资源“尾效”的平均水平为0.032 2,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较高,资源利用方式整体呈粗放型。② 沿海各省份海洋资源“尾效”差异显著,其中广东、上海为海洋资源低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分别为0.009 4、0.009 8;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天津、辽宁、河北为海洋资源高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介于0.010 0~0.050 0之间;广西、海南为海洋资源强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均大于0.050 0。③ 海洋资源“尾效”与涉海从业人员增长率、海洋资源消耗增长率、海洋资源弹性系数、资本弹性系数呈正相关关系,海洋资源消耗速度越快,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力越大,而劳动力、资本的过度供给会加大海洋资源消耗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碍力度。因此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合理分配区域人力资源、提高涉海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并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降低海洋资源“尾效”的关键。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海洋经济转型的内涵,构建包括6个分维度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和灰理论组合赋权综合评价法,对2001-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进行测度研究,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及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结果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结论如下：①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1-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整体集中在中低值区域,2010年以来,各区域转型均取得明显成效,海洋经济转型差距逐渐缩小,但整体差距仍然存在。② 从6 个分维度层面来看,海洋经济发展度稳步提高,但空间格局没有显著变化;海洋经济转型度、发展条件支撑度、资源集约利用度、生态环境响应度在空间上呈正向变化趋势,转型成效较为明显;海洋产业就业度呈反向变化趋势,说明转型对海洋产业就业存在挤出效应,对海洋产业就业产生重要影响。③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及腹地经济差异等。未来影响各省份海洋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水平、海洋管理体制等。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基于共生理论的临京临沪地区跨界融合发展对比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以临京、临沪地区为例,利用Logistic共生函数对北京、上海与其周边城市共生关系进行识别,然后从共生环境、共生界面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探讨区域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① 与北京相比,上海与周边城市协调发展度更高,两大都市与周边城市均呈现互惠共生和寄生2种共生关系。② 行政等级管理体制的不对等是制约临京、临沪地区跨界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两区域共生关系不同的重要原因。③ 临京、临沪共生界面要素联系格局均呈现明显的“交通廊道”特征。与其它周边城市相比,交通廊道重要节点或沿线城市与北京或上海的要素流联系更强,协同共生程度更高。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城镇空间扩展模式研究——以江苏沿海地区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理论,对维护江苏沿海地区地形地貌、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游憩景观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一安全格局进行构建;根据“最小-最大约束”准则,通过镶嵌运算进行叠加,构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运用MCR模型,设置并比对“生态安全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与经济协调模式”等不同模式对城镇空间扩展的影响,识别需严格保护的低安全水平区和未来城镇空间重点开发的高安全水平区。研究得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型模式更好平衡“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空间,是城镇健康有序发展的最优模式。     

青藏地区入境旅游共生关系检验研究

 由于区域背景和旅游区域合作的共生环境,青藏地区旅游在本质上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青藏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结果显示：青藏地区两共生单元之间存在正相关;共生单元之间的特征共生度均为“+”,表示青海和西藏两个共生单元为共生关系,且两个单元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共生单元相关系数0.5＜θMa＜1,说明青海入境旅游对西藏的影响较大,而西藏入境旅游对青海的影响却较弱。说明地理邻近和历史关系结构邻近的青藏文化地理单元入境旅游之间紧密相关,存在较强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