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飞速扩张,绿地作为稀缺资源,对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1273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通过腾讯街景视图和机器学习算法提取街景绿地数据,考察街景绿地、地方依恋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并对比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街景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街景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影响,即街景绿地通过影响居民地方依恋,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③ 对于本地居民,地方依恋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地方依恋实现;④ 对于外来移民,地方依恋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不仅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且通过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间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与社区公民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调查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地情感关系对社区治理效能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抽样调查,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建模分析,对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满意度对地方依恋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作用;(2)相较于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预测力,地方依恋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利他主义行为与公民美德行为,而地方满意度仅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3)地方满意度可以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间接驱动三类社区公民行为发生。基层管理者应将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作为基础性工作,同时更注重居民社区依恋情感的培育。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拉萨为案例,对古城区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整体较高,居民对古城的情感性依恋要大于功能性依恋;但由于依赖类型、居住时间、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家"的归属感不同,原住居民的地方依恋水平要高于非原住居民;从地方因素来看,宗教信仰、环境状况、活动参与和社交关系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环境状况,而非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宗教信仰,这为提升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对迁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认知能力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论文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非认知能力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联结即地方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路径,进而探究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3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地方依恋在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地方依恋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论文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范畴,可为促进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北京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公平视角

随着北京市“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公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地理学和社会学对居住环境空间公平相关理论,基于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住环境主客观条件对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差异明显;服务设施、就业可达性和建成环境对个体社会公平满意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环境满意度对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居民社会公平满意度因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而异。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简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的实证

研究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对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提升居住质量,完善居住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安市主城区典型老旧企业社区为例,基于1010份问卷数据,构建居住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引入重要性—绩效理论(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甄别企业社区改造重点与次序,指出老旧小区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居住满意度整体“一般”,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下均值为3.21;② 居住满意度受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及配套设施3个方面影响,与居民搬离意愿呈显著负相关;③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居住满意度在年龄、文化程度、户籍、职业、个人收入、居住时长、住宅产权以及企业运营状况等变量作用下差异显著;④ 企业社区改造亟需优先关注社区休憩活动场所、卫生清洁、适老化医疗护理设施、物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进而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文章提出从创新管理模式、改善居住环境、改造住房条件以及建设配套设施等4个方面实施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建议。     

以环境知识为调节变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机理研究

为检验旅游者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的直接效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及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模型检验工具,分析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收集的546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环境关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尤其是遵守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地方依恋在该路径(尤其是环境关心→主动型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地方依恋与遵守型行为的关系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可通过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和地方依恋水平、根据其环境知识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教育策略来有效促进其环境责任行为。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

基于“地方依恋”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SCI)模型”基本理论,通过构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通径分析、相关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苏州观前街历史街区型购物场所顾客地方依恋对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购物抱怨及购物忠诚度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②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购物抱怨的直接负向影响显著、通过顾客购物满意度对购物抱怨具有间接的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③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及以购物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均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增进观前街与顾客之间人地情感联结关系,以提高顾客游憩及休闲购物满意度的主要途径。     

旅游者服务感知、地方依恋与忠诚度——以厦门为例

旅游者忠诚度是近年来旅游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但以往研究忽视了旅游者情感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从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视角,综合旅游者服务感知、地方依恋以及忠诚度理论,构建了忠诚度驱动因素模型。选取国内休闲旅游地——厦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厦门旅游者服务感知共有"接待服务感知"、"景区服务感知"和"公共服务感知"三个维度;2公共服务感知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景区服务感知,而接待服务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3总体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忠诚度,且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实现;4对于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对忠诚度的影响效应更大。该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服务感知→总体满意度→地方依恋→旅游者忠诚度"的复杂影响路径,也证实了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评价—情感响应—行为响应顺序在目的地管理层面的适用性。因此,要求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在实践中必须全面提升目的地服务质量,改善景区服务水平,注重旅游者情感体验管理,培育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