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犯罪行为的聚类及热点分布分析

抢劫和入室盗窃犯罪行为是日常生活中最长见的违法行为,而这两种违法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抢劫行为主要发生在市中心、CBD和商业中心的人群、商铺密集区域,而入室盗窃则多发生于生活社区及其周边地带。然而,想要防范这两种犯罪行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比对,结合分析结果提出准确合理的警力部署。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警察局针对该市抢劫和入室盗窃犯罪行为高发的情况,需要针对具体分析结果对于警力进行部署,主要针对徒步巡逻和是否需要对住户进行入户警示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具体部署。本文中使用的分析方法为紧邻层空间聚类分析(NNH)和针对犯罪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法(SPAC),分别对林肯市入室行窃和抢劫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尝试将两种方法进行对比以便给出更加科学的分析报告。     

交互作用视角下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城市入室盗窃时空点模式分析

为探究城市入室盗窃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基于分时段核密度估计和时空K函数方法,对武汉市江岸区入室盗窃案件的热点区域分布以及时空聚集模式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入室盗窃案件同时存在空间聚集和时空聚集现象。热点区域相对稳定,显著的时空聚集现象集中在近时空区域内,而且聚集程度总体上呈现出时空衰减趋势。所得到的结果可为制定犯罪预防策略提供科学参考。     

X市入室盗窃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测量及影响因素考虑上存在的不足,本文利用X市2015—2017年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基于百度地图计算了犯罪人居住地到作案地之间的步行、骑行和驾车等3种交通出行距离,作为实际空间出行距离的近似拟合,随后利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居住地和作案地所在区域的空间环境特征、作案时间特征和主体特征对犯罪人空间出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① 计算得到的3种距离的频次分布均表现为距离衰减效应,超过50%的案件中犯罪人作案地到其居住地的交通距离均不超过10 km;② 在影响因素方面,犯罪人的空间出行距离分布主要受其作案地所在区域的空间环境特征影响,具体表现为目标较为集中、交通通达性较好的区域对邻近空间内的犯罪人具有较强的吸引性,而发案量较高的区域对距离较远的犯罪人具有较强的吸引性;③ 在主体特征上,团伙犯罪人较独狼式犯罪人有更长的空间出行距离,反映出团伙犯罪人在空间认知上有着更好的优势。本文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犯罪出行现象的理解,对犯罪预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犯罪人地域特征的共同犯罪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现有共同犯罪研究缺少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角度对其参与共同犯罪的合作关系构成及原因进行分析。该文以北京市2006-2017年入室盗窃案件为例,基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构建共同犯罪网络模型,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回归方法对共同犯罪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6-2017年参与北京市入室盗窃共同犯罪的犯罪人主要来自京、冀、豫、川等地,但不同地域犯罪人群体间的共同犯罪合作关系呈弱化趋势,其中北京籍犯罪人的参与度逐年降低,黑龙江籍犯罪人日趋活跃;2)犯罪人的地域特征分布对其共同犯罪的合作对象选择有一定影响,来自同地域犯罪人数较多时形成同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反之形成跨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3)犯罪人所属地域的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对其共同犯罪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地域间文化相似性越高、地理距离越小,则形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越大。     

时空聚类的犯罪属性识别方法

针对警方侦办案件的过程中不易识别和定性犯罪案件属性情况的问题,该文以美国波特兰市为研究区域,尝试借助纳克斯检验法寻找2012年3月1日—2017年2月28日波特兰市入室盗窃案的时空发生特征,并借此验证相同时间内波特兰市1 203起疑似盗窃案件作为真实发生案件的概率。结果表明:所有1 203件疑似案件中共有644起真实发生的概率较高,其中225起真实性概率约为73%,419起真实性概率约为38%。同时,发生概率为73%的疑似案件在空间集聚上同波特兰市入室盗窃案的空间聚类相吻合。验证表明,该方法对于排除疑似点的验证具有一定精度,但在疑似点真实发生率的识别上精度稍显不足。     

社会隔离与城市居民遭受犯罪侵害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但报警率较低;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