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北京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

职住空间作为城市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态结构、居民的行为体验以及社会的和谐宜居,长期以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利用覆盖北京全市域并持续1个月的1亿多条手机信令数据,基于DBSCAN的聚类方法,通过OD定向联系,识别出同时具备居住—就业关系特征的职住空间。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辖区、环路、街道乡镇等不同空间尺度,综合运用空间错位指数、职住偏离度、职住分离率、通勤流动率等计算方法,研究北京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就业空间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征;② 基于各个空间尺度、不同测度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职住空间的不匹配程度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基于街道乡镇尺度呈现出由内向外更细化的就业集聚—居住集聚—二者均衡的三段式变化特征;③ 无论是就业空间高度集聚导致的非集聚区就业岗位数量不足,还是包括就业高集聚区在内大量区域出现的双向通勤现象,均说明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空间重组的必要性。     

近10年来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演变及类型划分

基于2010年和2019年高德地图POI数据,运用缓冲区、标准差椭圆和最近邻层次空间聚类法分析近10年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苏州主城区居住郊区化和就业多中心格局显著,职住空间呈"南—北"向分布且重心南移,职住热点区分别展现"凝聚型+扩散"和"分散型+向心"的动态分布;从分产业角度按集聚分区测度方法将职住空间划分为7种类型,即居住主导型、制造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制造业+服务业主导型、居住+制造业主导型、居住+服务业主导型和职住均衡发展型;根据类型区不同特征,概括出3种演变模式,即核心区服务业拓展模式、近核区职住均衡化模式和远核区职住稳定发展模式.     

多中心城市就业—居住的非完全结构匹配模型

多中心城市被认为是缓解大都市地区职住通勤问题的一种空间模式。但在规划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田园城市"的分散理念,自足性的职住议题也仅关注就业、居住的总量平衡,忽视了规模集聚的正向外部性、职住空间匹配的结构性问题。基于就业门类的结构性问题,对多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交通组织进行理论梳理,辨析多中心职住空间的组合模式。研究发现,职住完全匹配的多中心(组团)模式存在明显的理论冲突,无法付诸规划实践,进而提出了非完全结构匹配的多中心职住假说模型:在就业多中心均衡性的前提下,保障通勤距离受限群体的职住邻近性、满足本地居民的就业设施的类型完善,通过就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实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多中心优势。并以广州为例,运用假说模型进行了多中心职住匹配的实证探索。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城市轨道交通通勤与职住平衡状况的关系研究——基于大数据方法的北京实证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在提高居民通勤效率的同时也对其职住平衡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论文以北京市206个轨道站点为例,基于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和一卡通刷卡数据将轨道站点按职住功能进行分类,利用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考察轨道站点周边的动态人口分布并计算就业居住比。研究发现：① 中心城区的职住状况明显优于中心城区以外区域;② 轨道交通线网末端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较差,仅有少数成规模的高端服务产业集中分布的轨道站点周边形成了区域性就业中心;③ 部分就业-居住较为均衡的城郊地区仍存在一定的职住不匹配现象。随后,通过计算一卡通出进站比和“宜出行”职住比得到出进站均衡度和职住平衡度,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模型对轨道交通通勤和职住平衡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出进站均衡度与职住平衡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站点进出站人数越接近,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越好;② 典型就业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典型居住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人口稠密的聚居区无法带动同样数量就业岗位的产生,而完善的就业中心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人口在附近居住;③ 轨道站点的区位条件与职住平衡状况存在一定正向关系;④ GMM能够对属性复杂模糊的轨道站点进行有效的聚类分析;⑤ 具有实时性强、精确度高、覆盖度广、获取难度低等优点的“宜出行”数据能够在微观空间尺度下弥补其他捕捉和分析实时人口时空分布特征方法的局限性。     

基于多智能体的就业与居住空间演化多情景模拟——快速工业化区域研究

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宏观模型对就业—居住空间结构进行现状分析或对城市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微观尺度的机制探讨与过程模拟方面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多智能体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提出基于就业市场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Labor Market 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LMBMRL)。以典型的快速工业化地区—东莞市主城区为实验区,通过多情景模拟对就业与居住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机制探讨与过程分析。模拟结果充分反映了就业选择对人口居住区位决策的影响,定量评估了住房与交通对职住空间均衡性与职住分离的影响规律。当住房成本提高时,城市职住均衡性降低;当交通可达性提高时,城市空间结构可能出现较为显著的职住分离现象。最后通过多情景模拟揭示不同行业劳动人口群体的就业—居住空间特征与组织模式。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就业—居住空间互动关系及其内部因果,能够为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珠海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

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     

西宁市居民就职差异性及其空间演变——基于4种类型单位居住区的比较

为掌握单位居住区职住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西宁市的4个单位居住区的510户居民进行基本通勤特征的问卷调查,分析就职单位空间密度分布,揭示西宁市不同单位类型居民的就职空间演变。结果表明:传统的、重组的、破产的和易地搬迁等多种类型的单位居住区共存,西宁市单位居住区就职空间发生了显著的空间分化,单位居住区就业空间演变受到居住区聚集度增加、居住区功能独立化、居民来源多样化、离城市商服中心的距离和单位运营结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居住空间趋向于规模化和聚集化,就业空间由高聚集的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职住分离显著。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广州市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划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一带因受武广高铁隧道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中大量抽排地下水的影响,诱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地质灾害。文章在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其地质灾害致灾因子,建立了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信息量法,按照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对各评价单元划分等级,将金沙洲地区划分为4个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其中,武广高铁隧道通过的中南部地区属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该区隐伏岩溶发育,地质环境脆弱,不适宜大规模开发建设;浔峰断裂（F3）、沙贝断裂（F4）及保利西子湾断裂（F5）3条断裂通过的东部地区为地质灾害中易发区,该区发育有不良岩土体,区内主要发生地面沉降地质灾害;东南部大塱山组和中部测水组非可溶岩地层区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该区以埋藏型可溶岩分布为主,总体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较小;西部丘陵地带为地质灾害不易发区,为非可溶岩区,不具备孕育地质灾害的形成环境。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     

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传染病传播的模拟研究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5的职住优化度是职住空间关系能够显著减缓传播的拐点;职住空间关系优化能稳步减少病毒传播空间的面积,使得传播愈加本地化,传播空间模式由“先面上扩散,再深度感染”向“先深度感染,再逐渐外延”转变,传播范围更易估测。文章认为,职住平衡、中心城区就业疏解、多中心结构等缩短通勤的手法,应作为城市疫情防控的长期战略予以实施。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区域建构：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

区域的社会建构议题较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既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也鲜有涉及具体城市政府的行动和策略。为此,文章采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作为弥补上述问题的文献空白。研究发现,佛山把区域身份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核心城市,从战略统一上确定了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行动方向。佛山与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形成不同尺度作用下的区域合作地域载体。表现为3个方面：1）在城市尺度上,佛山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地域载体,将松散的资源重新盘整,进一步提高统筹地区发展和聚集资源要素的能力,培育新的地方增长极以保持竞争优势。2）在区域尺度上,佛山与广西和贵州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地域载体,连接西南地区,把粤桂黔高铁经济合作带作为其经济腹地。3）在全球尺度上,佛山与德国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为地域载体,创造地方—全球尺度的连接渠道,嵌入全球的市场经济。佛山案例展示了区域作为不同尺度上多个行动者的节点汇合,如何把区域资产与国家和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而生产与再生产新国家空间。文章回应了新区域地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也回应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呼吁。在实践中为其他城市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基于协同区位商的北京城市职住要素空间关联

就业地和居住地是城市居民工作以及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性研究对深刻理解职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协同区位商方法,对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总体特征和局域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协同区位商作为一种测量点要素之间联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应用到职住关系的研究中,对丰富职住关系度量指标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 对北京市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小于1,空间关联性较差,表明职住要素的空间联系总体较弱。③ 局域协同区位商的分析表明,北京写字楼与居民楼局域空间关联格局差异明显,不仅不同区域两者空间关联性强弱差别显著,而且不同价位的居民楼和写字楼展现出不同的空间关联特征。④ 北京职住要素空间关联性深受写字楼、居民楼本身布局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全面分析,加强此领域研究,将有助于城市规划中职住要素的合理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