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背景下跨境口岸与中国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的跨境全球城市区域,但囿于数据获取局限,已有分析多集中于对珠三角9市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或仅注重港、澳与内陆城市的单向跨境经济联系,口岸研究多集中于口岸自身的时空分布格局与作用机理,较少涉及口岸对跨境区域全域的空间联系及影响分析。本文尝试从口岸视角理解中国跨境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为例,运用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及Python编程方法,以港口、陆路与航空跨境口岸为节点,以交通联系为纽带分析大湾区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 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空间联系的重要通道,依托各口岸,湾区已形成以香港为核心,以澳门、深圳、广州为重要节点的宏观联系格局。② 港口口岸联系表现为以香港为首,港、澳互动为主的联系格局,港、澳与湾区其它城市间的港口口岸联系呈现等级性差异。③ 陆路口岸联系表明,湾区形成以港、澳陆路口岸为原点的辐射状联系格局,并以珠江为界呈显著不平衡性特征。④ 航空口岸联系呈现以港、澳为核心,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线性放射状航空外联格局。本文揭示了口岸通道对跨境区域全域空间联系与要素流动的影响,为跨境区域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专刊序言

<正>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之所以讲"与时俱进",是因为,协同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或者说大珠三角城市群)并非一个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人文地理学者围绕粤港澳区域合作、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区域协同模式。"前店后厂"作为标志性的模式,深入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内涵,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然而近20年来随着合作模式的全方位推进,今天已很难找到一个词语能够如此全面、准确地表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特征。相比过去,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机制更加复杂,领域更加多元,模式也更加丰富。政治尺度上的特殊性以及制度上的独特性,在赋予其独特的区域研究价值的同时,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同(一体化)理论提供了营养。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

就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发展规划提出若干观点:1)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关键词是"粤港澳",而不是"大湾区";2)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核心和实质,是促进粤港澳合作的拓展和深化,保障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帮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粤港澳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3)要在全球格局、国家战略中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在引领中国发展新高度、连接中国和世界、引领改革与创新三方面凸显其角色;4)粤港澳合作要从优势互补走向优势整合、从各施所能走向协同争取、从各有精彩走向共同缔造。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贸易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需明确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推动三地贸易协同发展,以期促进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分析,发现：① 粤港澳贸易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湾区整体的金融环境仍需提升。② 随着广东与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广东在贸易上逐步赶超香港,并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在空间、商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竞争;港澳在转口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竞争。③ 广东在集聚水平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均不存在明显优势。④ 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广东与港澳的贸易合作仍保留了部分“前店后厂”的特征,但加工贸易的比重正不断下降。⑤ 促进大湾区内部贸易合作,需发挥三地贸易优势,促进商品贸易错位发展,扩展各自贸易空间,加强服务贸易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航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耦合模式差异与区域协同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需要以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关键科学问题是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探索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机制、关键因素、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关注的4个重点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1980—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演变

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采用1980—2018年长时间序列遥感解译数据,构建国土空间结构指数,运用多尺度区域比较、空间聚类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从地区、市域、县域3个尺度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规律。结果表明：① 受湾区“自然-经济-交通”地理格局影响,研究区国土空间呈现“核心-边缘”式分布。第一空间规模显著增长并日趋集中连片,第二空间规模不断萎缩并逐渐破碎化,第三空间总体保护较好。② 在自然本底、产业经济、地方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珠三角、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三地和珠三角市域国土空间呈现不同的时空演变特征。第一空间率先在中心城市和珠江口沿岸加速扩张,之后逐步向大湾区外围地区延展,东、西两岸及大湾区整体均衡性不断增强。③ 经济社会管理制度等差异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演变的特殊性差异,港澳回归后,国土空间跨境演化与一体化明显加速。市域和县域尺度国土空间结构分别包含跨越演变、局部演变等四种演变类型和三种不同空间主导演变类型。④ 得益于湾区经济发展、空间治理与一体化建设,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格局日益清晰,冷、热点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不显著区域显著缩减。各区域建设发展的联动性和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