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

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中心地-腹地系统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针对传统的中心地-腹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具有相对主体的不对称性、趋利性和相互替代性等特点;同时提出了"准腹地"和"飞地型腹地"的概念;论证了区域经济不平衡条件下中心城市腹地的不对称性.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功能区域"、以节点和网络界定域面、通过企业腹地研究城市腹地等新的思路.     

中心城市对农村空心化格局影响的尺度效应——以河南省为例

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研究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空心化格局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首先,确立省级和县级两个不同层级中心城市(郑州和兰考)作为参照系。其次,建立农村空心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影响效应,采用实地调研的数据来确定村庄的空心化程度。结果表明:省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农村空心化影响为正,县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农村空心化影响为负。并且,两个尺度下交通干线附近农村空心化程度都普遍较高。最后,运用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对研究结果加以解析。     

发达国家城镇化形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发达国家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全面分析发现,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城镇化从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去城市化到再城镇化的进程及其伴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是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过分依赖市场的力量所致,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错误而非客观规律。城市区域作为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在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正在被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实践所证明。在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以及环境条件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的城镇化应当在全面研究和充分汲取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和科学合理的政策干预城市区域的发展。     

中部三角区域联动新格局——基于铁路客运车次测算的研究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和区域格局正在重构。通过建立区域联动指标,根据各城市铁路客运车次数,计算和测度了城市的吸附强度和城市间的依附强度。并据此刻画中心城市及其腹地城市群的关联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甄别腹地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联动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1)长武南辐射范围已超越了各自的省域范围,衡阳等城市或将成为中三角区域重要的次级中心城市;(2)高铁时代,与中心城市的联动强度、北上广中心城市的辐射大小、城市区位和自身实力等是中三角区域城市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3)高铁网络加强了城市间的联动效应,正在重塑中三角区域城市格局。     

三江平原气温降水变化分析——以建三江垦区为例

气温及降水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其变化必然会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等产生重大影响。利用三江平原建三江垦区15个农场气象站1965～2002年气温和降水资料,运用气候趋势系数和一元回归分析法进行气候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近40年来本区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气温以0.50℃/10a幅度升高,不同季节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且冬季增幅最大,达0.82℃/10a。气温升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最大的增温中心位于南部边缘,气温倾向率大于0.60℃/10a。降水趋势性变化不显著,但仍呈弱减少趋势,年降水量倾向率为-1.90mm/10a,四季降水量以秋季减少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进行气候突变分析,结果表明气温突变出现在1987年,降水突变出现在1980年和1997年,但降水突变不明显。研究三江平原建三江垦区的气候变化对于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动态空间模型的中国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经济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2001-2014年45个临空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空间计量等实证分析方法,对全国及中心型、骨干型和起步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腹地区域经济发展对临空经济区机场客货吞吐量增长起支撑作用,但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其影响集中在旅客吞吐量上;不同级别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同,以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最大,并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以郑州等二线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骨干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相对较弱,但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以兰州等三线城市为代表的起步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不明显,增长速度也较缓慢。发展临空经济应该:把握腹地发展定位及临空经济区发展阶段,合理规划优势产业;提升临空经济区发展软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进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融合,推动空港城市不断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为临空经济区特色化发展注入活力。     

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研究

以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为研究对象,利用聚集维数、关联维数及计盒维数的基本模型对该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结构具有分形特征,测算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呈现围绕中心城市-沈阳的向心式聚集,城市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好,空间形态较辽宁省城市体系紧凑。沈阳经济区城市体系的划分相对合理,但仍需优化。建议充分发挥沈阳作为中心城市的强辐射与带动作用,并通过打造沈抚、沈本、沈铁、沈辽鞍营和沈阜5条城际连接带,推动城镇化、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通过产业整合和产业集群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沈阳经济区形成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赣南原中央苏区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

对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是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江西省社会经济数据及交通地理数据支持下,以2000、2005及2010年为时间断面,采用Kernel城市空间密度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城市等级与腹地划分方法,从城市规模结构、等级结构与腹地结构3个角度对赣南原中央苏区城市体系演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识别出中心城市,并提出培育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正处于加速扩张阶段。城市规模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市人口集聚核心区已经显现。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释放出了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成为推进苏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增长极。苏区的城市等级可划分为3个等级,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一直是苏区最具辐射力的一级城市,其在城镇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在城市腹地结构演变上,尽管二级城市的腹地范围持续变动,但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4个一级城市的腹地范围始终保持稳定,这与其在城市等级中的稳定性高度吻合。研究认为,应选取赣州作为苏区主中心城市,选取吉安、瑞金、南城作为次中心城市;应从优化城市职能分工、壮大城市产业、做大城市城区、优化交通网络与加强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心城市进行培育。     

基于GIS的城市影响腹地划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断裂点模型为基础,以城市场强模型为工具,引入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间时间成本加权距离两个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水分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进行划分,比较城市腹地的面积大小及分布情况,并在腹地划分的基础上叠加市域行政范围来揭示长三角各城市腹地范围与行政范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参考。     

基于城镇化的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论文选择中国1897个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CHRED-online碳排放公开数据库以及县、县级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人口、经济、土地多维度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量非均衡性较高,碳排放总量高值地区数量少,但数值较大。② 碳排放总量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东高西低格局,高值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中部大城市周边和内蒙古中部、北部地区,呈“簇状”分布结构。人均碳排放强度和经济碳排放强度则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主要聚集于内蒙古中部、北部和新疆青海交界地区。③ 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对县级城市碳排放总量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明显。经济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各指标之间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影响最为剧烈,并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④ 在分地区差异性比较中,城镇化水平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作用最为剧烈。在同一指标的解释力和关键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结合高碳排放区域和城镇化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差异化控碳路径选择。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哈长城市群核心-外围结构及发展阶段判断研究

以哈长城市群为例,从“核心-边缘”理论视角出发,将哈长城市群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评价哈长城市群发育程度,判断哈长城市群发展阶段水平,并探讨哈长城市群成长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哈长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3核心-外围区”空间结构特征,发展阶段处在雏形发育的末期阶段。哈长城市群需要加强中心城市建设,促进人口与经济要素集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河南省城镇体系空间优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引领河南省城镇体系整体加速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而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又是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首先,以河南省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共126个单元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城镇密度法和分形理论研究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结果显示:河南省城镇体系呈现城镇密度分布不均、中心指向性集聚等特征。其次,从豫中、豫北、豫西、豫东、豫南五大区域层面,采用不平衡指数法分析区域间城镇化差异,探讨土地、产业、经济、人口等要素的优化调控。最后,结合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等发展契机与机遇,提出科学规划城镇体系、合理调整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自身优势、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生态城镇建设等空间优化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县域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

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技术模型和方法,对山西省107个研究单元的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整体来看,山西省可达性水平形成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局部来看,东部可达性优于西部,南部优于北部。②县际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呈“大”字形,初步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的空间联系格局;城市对外联系总量差异较大,空间上表现为以省会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的单元为主的中心—外围格局,西部沿黄河一带的边缘单元与全省其他单元联系微弱,对外联系强度小;各省辖市与北京、石家庄、西安、济南、郑州联系紧密,与银川、兰州等西部省会城市联系较弱。③县际经济联系受城市基础规模、交通优势度、区位、城市化水平、地形等因素影响。     

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演化及其经济带动作用分析

通过建立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并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变异系数等方法,从不同空间层级剖析了东北三省的创新能力发展格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 从创新能力分析,吉林、辽宁的创新能力增长较快而黑龙江相对较慢,省际差异呈扩大态势;地级市之间的创新能力相差悬殊,呈现明显的省会城市及门户城市集聚效应,但市级差异呈缩小态势。② 从创新贡献率分析,辽宁的科技创新转化能力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相对较强,而吉林、黑龙江相对较弱;地级市差异较大,沈阳、大连、长春、大庆的创新贡献率比较突出,而锦州、吉林、盘锦、铁岭上升较快。③ 大部分地级市的创新发展对经济带动模式为“低创新能力-弱经济带动”和“高创新能力-强经济带动”,说明各地级市的创新发展及其对经济带动的两极分化较严重。     

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黑龙江省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GIS手段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1980—2015年4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1990—2000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特征明显。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各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能力不同,人口数量、政策因素、GDP以及城镇化水平是解释能力较强的驱动力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in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etween 2005 and 2014

The question of how to generate maximum socio-economic benefi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inimizing input from urban land resources lies at the core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e appl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in this study to municipal input-output data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5 and 2014 to evaluate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110 cities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and then further assess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valu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itially reveal that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REB increased from 0.34 to 0.53 between 2005 and 2014, a significant growth at a cumulative rate of 54.07%. Data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growth rate of cities with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een faster than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nd that there is also a great deal of additional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cross the whole area. Secondly,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conforms to a “bar-like”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whole area,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This trend highlights great intra-provincial differences, but also striking inter-provincial variation with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total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with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has been the highest, followed successively by those with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Finally, values for Moran’s I within this area remained higher than zero over the study period and have increased annually; this result indicate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nd annual increments in agglomeration level. Our use of the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statistic has enabled us to qua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agglomeration and large dispersion”. Thus, “high- high” (H-H) agglomeration areas can be seen to have spread outwards from around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while areas characterized by “low-low” (L-L) patter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 of Anhui Province and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framework and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land use sustainabi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